临近短篇小说《祝梦山》的尾声，“我”跟师母沟通了祝梦山之行，师母不同意师伯关于做小工“不被尊重”的看法，认为“人是不可以过度地想象和附会未经历的甘苦的”，主动选择“普通的生活”，也是人生的一种。从某种角度上看，小说写作，就是在“想象未经历的甘苦”，而透过苏宁的新作《祝梦山》，我们不难感受到写作者在想象过程中的选择、挣扎与对抗。
“祝梦山”，是“福清下辖的一个小镇上的一座小山，山上有僧寺，亦有道观”。而在现实中，福清市没有祝梦山，有的是石竹山，以祈梦文化而闻名。与“祝梦山”名称相近的，是福州西湖公园的梦山阁。“祝梦山”的命名，综合了石竹山与梦山阁，同时取与“祈梦”相近之义，可见出作者有意打破虚构与现实的界限，也从某一层面暗示了小说如梦似幻的叙事风格。
来到祝梦山的“我”，是受师伯之托，寻访其子斯载粟。“我”与载粟已有二十余年未见，而在“我”登上前往福州的高铁时，接到祝梦山附近卖水的人打来的电话，说见过“我”留下的照片里的人，他上山出家了，名叫弘育。“我”听完“吃了一惊”，来福州的第二天就见过他，但完全没认出来。“我”折返回去，却还是没见到他。跟师伯说明情况，师伯表示“只要知道他还在就很好了”。回顾载粟的人生经历，他在技校毕业后，到一个小学校当临时教务员，辞职后去过药店做售卖，后来离开了家，“一去不回，且再不传递信讯”。这成了师伯家的禁忌，而“我”对具体情况也不得而知，只是听说他辗转去了某个寺里。通过叙述者“我”见到的师伯和师母围绕“成人对未成年人的压制”的讨论，不难产生联想，父母在培养孩子时的心态差异，是促使载粟离家的重要原因。
紧接着，叙述视角转到师伯和师母一方。在这里，交待了“我”以师伯相称的因由。“我”报考学校时，斯老师招收的名额“出了点状况”，转而投考了自己的舅舅，那几年舅舅忙碌，加上考虑到近亲避嫌，很多时候是斯老师指导“我”，因而“我”称呼他为“师伯”。师伯快七十了，住在南京城西北角，近两年卧病，数次入院，师伯成了他无法接受的“白天也躺在床上的人”。当年，师母和师伯深有嫌隙，师母负气调去“相隔两百多公里的临省城市”，由于身上有未完成的聘期任务，已退休的师母仍奔波两地，不过为了让女儿载慈放心，她选择一个人张罗里外，和护工一起照顾因近期流感引发肺炎住院的师伯。“就是这一次住院，师伯说，他见到了载粟。”师伯认为医院里的临时护工，就是儿子载粟，“我”和师母觉得这是因为连续注射盐酸左氧氟沙星导致的幻觉，觉得不可能认不出儿子的师母，还是选择托人去寻找男护士的下落，最终无功而返。
时间来到2022年元旦，师伯、师母和载慈，先后收到家门口小街上寄来的报平安的卡片，或许是因为卡片的缘故，师伯动了寻子的念头，由于出行不便，委托“我”前往祝梦山。时间线在此收束，与作品开篇勾连起来。由祝梦山回程的“我”，与师伯通了电话，在了解祝梦山的人来人往后，师伯又发出“这小子尘心难了”的感慨，并笃定上次在医院做护工的就是载粟，而他对于做小工的评判，与师母不尽相同，这点在本文开始时已提到，兹不赘述。经过管户籍和宗教局的朋友们的共同帮助，“我”查到弘育自述俗家姓陈，而以载粟为名落发的，可追溯到十年前的洛阳白马寺，近几年已不见踪迹。
行文至此，叙述者突然荡开一笔，讲述师门一年看一次含笑花的节日传统，这也成为师伯从当老师到卧病前的常规活动，近似“一年一度的拜宗认亲仪式”，而“我”在毕业后，再无一次成行。这也让“我”选择动车返回，回想过去的生活片段。“我”发消息咨询舅舅，是否要把祝梦山寺庙的查询结果告知师伯，得到了“否”的回复，而“我”想到找个自由的时间，再去一趟祝梦山。
表面上看，《祝梦山》以寻找师伯之子载粟为主线，但这趟寻访之旅，似乎并未得出有效结论，故事在悬念中开始，又在怀想中戛然而止。相比之下，支撑起情节主体的，反而是“我”对于师伯与师母的观察，以及他们对于载粟的不同态度。而这也意味着，在深层次上，叙述者有意展示的，并非是否寻到离家在外的某个孩子，而是在孩子为何离家、离家之后又当如何的观念冲突。当然，师生关系的描述，以及不在场的离家者，又将这样的思考引向了更为丰富、矛盾且无法下判断的状态之中。以此观之，写作者敏锐地感知到了“想象未经历的甘苦”的困难，并放弃了通常的悬念与解谜的写作方式，将关注点落在普遍性的亲情与师生关系上，着意塑造复杂多面的人物群像，同时将拼图的空白留给读者，让读者透过自身的经历，去想象人物所经历的一切，共同补足想象的空缺，而这某种角度上，也是对抗写作者个体思考限度的重要方法。当然，这也是建立在牺牲一定的可读性的基础之上，不断的闪回、插入与延宕，再加上未完成性，让《祝梦山》在速食时代，可能会失去大量的速览或只读一遍作品的读者，而在漫长的时间里，它终会赢得愿意多读几遍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