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杨献平的诗评是困难的，尽管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原因在于他太过复杂。他除了写诗，还写散文、小说和文学评论，方方面面，卓然成家。最麻烦的是，他有独树一帜的文学观念。他那些散见于各种体裁的文学思考，表述都极其清楚，内部却庞杂丰赡，大有“不确定的真理”的意味。这与他阅读广泛、驳杂，始终与人类思想浪潮相激相生密切相关。杨献平是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的对思想感兴趣的写作者之一。他对天地万物、宇宙人生有自己的见识，加上天生的敏感，强烈的感性与强烈的理性在他身上天衣无缝地缝合在一起。所以，无论在他的散文还是诗歌中都表现出这样的特征，他在感物言志、体物抒情或者叙述的过程中突有顿悟，便立即中断语流，冒出一两个精彩的抽象概念或金句，使文本灵光乍现，出现罗兰·巴特式的“刺点”。这虽然总显得有些“峻急”“沉不住气”，却特别适合诗歌写作。在这个意义上，张炜的说法深得我心，献平的诗“常有闪亮的电弧划过，让人心弦战栗”。
一、此时我在
几年前，我想写几篇小文章，直陈当下诗歌写作的四个弊端：诗意太密、心思太碎、人味太少、文本功利性太强，诗歌承受难以承受之重。杨献平的两本诗集《命中》（2015）和《万物照心》（2025）不在其中。之所以能跳出“四坑”，杨献平其实只有一个法宝，即只写“此时我在”。
写“此时我在”直击现代性的要害，即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对人的存在的遗忘。写此时我在，就是写此时此刻我之生命情态：我之感觉、感动、感怀、感悟，我之情绪、情意、情感、情结，我之体验、经验、思想、觉悟。我之每一灵魂悸颤、生命律动及其与世间万物的当下关联，成为杨献平诗歌创作的源泉。与其说杨献平是在写诗，不如说他是在为自己的存在立传；与其说杨献平是以诗的形式抵抗和拒绝对存在的遗忘，不如说他是以“一己的方式”为人类每一个动人的存在瞬间“保鲜”。杨献平集农民、出逃者、打工仔、军人、知识者、写作者、已婚者与再婚者等众多身份的叠加、聚合与冲突，使他深陷时代之中，他的诗作就不能不成为这个时代一份独特的“存在备忘录”。
正是在“此时我在”的意义上，杨献平把第一本诗集命名为《命中》，可谓切中其诗学观念的命脉。在我看来，“命中”具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在生命中写作，在生命的此刻流动中写生命。即如杨献平所说“生命本身就是诗”，因此，他的诗歌写作从不奔什么重大主题、题材或某种宏大叙事而去，他一己之生活历程，脚印、心迹，浩渺苍茫流动不居的感念和心魂，是其无所不在的吟咏对象。他的诗路奔走于南太行、巴丹吉林、成都等三个故乡之间，以及北京、甘肃、青海、剑阁、射洪、崇州等周边的开阔地带。他的诗不是在返乡的路上，就是在那些个喝茶、独居、礼佛、参悟、心斋、苦思、眺望、怀想的时光缝隙，甚至在那些个突然泪流满面、魂不守舍的瞬间。他的诗不少是写给杨献平自己的，然后是妻子婉豫和小儿子芮灼、父亲杨恩富、母亲曹桃妮、大儿子杨锐及其生母、同胞弟弟、岳父、岳母、鲁院的同学、河西走廊的行吟诗人、南太行莲花谷或安子沟那些尚在和已故的乡亲，以及怦然心动却飘然而逝的某些幽魂倩影，等等等等。可以说，杨献平用诗触摸遍、记录下无数次“命中”其“此时我在”的亲密者，组成其生活世界和诗学宇宙中的亲友谱系。这在当代诗坛不敢说绝无仅有，但可以说罕见。
“命中”的第二层含义，是在生命绵延浩瀚的过程中叩问命运。兴感所至，诗篇立成，杨献平无疑是个即兴诗人。但他的“即兴”中注入了“宿命”，即如20世纪的穆旦和叩问地坛的史铁生。生命乃如一场戏，剧本早已写好，角色亦已确定，就看你如何扮演、会不会演。这对于杨献平是一个奇怪的事情。或许与他的两本诗集都写于四十和五十岁的前后两三年间有关：据说这都是“不惑”“知命”之年啊。的确，杨献平曾经在诗中写道：“秋风横渡，乌鸦悲悯/忘了告诉你，从四十岁开始/我信命，信天籁/信小麻雀的心脏以及抚摸它们的下弦月”（《失眠之书》）。即便睹物抒情，杨献平的诗也会滑入宿命。在《短歌》中，抒情者本来是要告诉那个骑马的人、跳胡腾舞的女子、我想的人、卧倒的山羊，关于单身的人、醉酒的诗人、烧黑的身体、提刀的杀手的秘密，却突然以“要告诉自己/你要爱着，笑着/要用大雪把宿命焐热”收结全诗，出人意表，却张力拉满。前面似乎与己无关的人事竟突入自己的命运，并将“宿命”置于“大雪”和“焐热”的悖论之间，诗意悠然，短歌不短。在《燕赵歌》中，张三醉酒的现实与胡服骑射的历史逐渐被抒情者看清，向宿命围合，露出造物主的真相，“自己对自己发笑/上帝，这就是你的颜色”“因此，我们不要计较太多/大风吹过。黑夜更深/没人的路上/灯光多么奢侈。破庙不见香火/寒鸦和蛇，命定如此/枯草是最可靠的”。在从民和到西宁的路上，“我觉得了向上的宿命/大风把大地吹净，人从低处上升”（《从民和到西宁》）。我“陪母亲看病”，发现“母亲的头发开始稀疏/霜白是万物之惨烈宿命。我一声叹息/内心的裂帛，撕扯灵魂的幕影”（《陪母亲看病》）。如此诗句，俯拾即是。
其实，杨献平或许并未意识到，也并不一定赞成上面我对“命中”那两层含义的解释，他“命中”的原意，应该是精确击中靶子，就像命运的猎人，准确命中生命中那些个“向死而生”的存在瞬间。卡尔维诺在寄语未来千年的文学艺术时，把“精确”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他断言，“描写朦胧状态的诗人一定是主张精确性的诗人，善于用他的眼睛、耳朵和手，敏捷而准确地捕捉自己最细腻的感觉”。主张“此时我在”的杨献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命中”的。看看那首叫《命中》的诗就不言自明了：“请用十指缠绕/请用一支针管扎进去/请用刀子。请用一只蝎子/猛然撩起尾针/请用蜜蜂，在花中沉醉的一刻/请把身子递过来/请用一根筋，请用瘦削的麻雀/一只知更鸟，叫我的名字吧/请用一只黄莺/喊我的前世。请用一个距离/在上帝门前挂钟，于世界尽头送一朵杀伐/一种蚂蚁的叫喊/一种猎枪的射击，请用箭矢和它们的哨音/此刻我在，请用你绣花的鞋垫和不打补丁的黄昏”。诗中具象化的表达，无一不精确地命中生命中那些充满玄机的“此刻我在”。但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命中”在有意无意中依然被诗人置于“生命”的河流与“命运”的轨道。一只知更鸟和黄莺询唤我的前世今生。而上帝与挂钟、世界尽头与杀伐，却让“造物主”进入时间，让“被造物”挑战末日审判。这是一个意动型文本，除了以言言事、以言行事外，更在意以言成事：正面迎击命中的叛逆的姿态，弥漫昂扬精壮的生命强力。
杨献平说，书写“此时我在”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杨献平又说，诗歌就是内心的“偶发事件”。言下之意，“此时我在”的那些时刻，可遇而不可求，它们是存在中那些至光与至暗时刻，一捕捉，一抖擞，一诗化，就会闪现出存在的底色。有时不得不惊叹，杨献平对那些时刻的精确把握和高超书写，应是人类最隐秘的时刻。举一首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个和一个》：“要体贴，深入的，如蝎子和它的尾针/要适可而止，黑暗本是一种光/要简单，如蜻蜓在荷叶/和三角梅之上。要我这样，一朵云之中的闪电/一棵树不分雌雄/要登峰造极，就像你的每个清晨和黄昏/就像此刻此时，天一个，地一个/你一个，我一个，夜莺在玫瑰丛中/鸣叫、做窝，带着月色之静谧，江河之急湍”。读这样的诗，岂止会心一笑？当夜莺出现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杨献平把中国古人的比兴手法用颠倒了。
二、万物照心
对不起，这个小标题是杨献平第二本诗集的名字。我本想换一个，但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只好掠人之美。上面谈了那么多“此时我在”，接下来的问题是，“此时我在”在何处发生？这就得把前面提到的杨献平的那句话补充完整。杨献平说诗是内心的偶发事件，完整的说法是，诗是“内心、灵魂和万物之间的‘偶发事件’”。
天生敏感颖悟，即兴赋诗，杨献平不是在“做”诗，是在“写”诗。其实也不是在“写”诗，而是在“泻”诗。诗是从感兴之流中喷涌出来的。感兴是感物之兴，并非灵感的空袭。感物或者物感，是杨献平“此时我在”诗学的发生机制。天地人神，因我一体，犹如《在成都北湖公园》的几句诗：“水草依稀茂密，它们摇曳/沉迷、有序，借助水，仿佛莫名的谶语/天与地此刻呼应，链接的导体/是我，还有枝头的梅花，残余的银杏叶”。在这里，被“我”这个“导体”“链接”的“物”，显然不是康德的“物自体”，而是进入“感性直观”，并被人的先验图式把握、被审美判断力度量之后的现象之物、鉴赏之物。在海德格尔那里，正如在这首诗里一样，“物”具有天地人神四维，人诗意地栖居，是栖居在“物”中。恰如抒情主体在《我的痛，怎么形容》里的那声呼啸，“噫吁嚱，我不过一个人/同在此刻，蒙受日月，空气与万物大恩”。
据说，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非物”的时代，物原有的那种被本雅明洞见的“灵晕”，已在话语的“机械复制”之中消失殆尽。换言之，如今那些流布于新兴媒介和各种艺术符号中的“物”，早已离“物”千里。话语的秩序代替了物的秩序，我们被囚禁在关于“物”的话语之中。新兴哲人韩炳哲认为，这里潜藏着人类的巨大风险，因为只有现实之物在空间上的广延性、在时间上的可持续性，才能为人类生活的稳定性提供实在性基础，否则在一切皆流的信息世界中，不仅诗意的栖居不可能，甚至连栖居的愿望都变得有些可望而不可即。杨献平“万物皆诗”的诗学理念，“此时我在”感物赋诗的方式，扭转了物的方向。回归物、深入物、万物照心，物我共生、共情、共理的诗歌气象，使杨献平不得不在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中，因其所具有的“未来性”，破圈而出，别具意义。
物与人并肩而立，命运相契。杨献平总是在物的体察中感悟到人的命运，物不只是其人生喟叹的触媒，更是其人生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比如，“醒来的窗外，一栋楼在向前，百米之外的人间/几个人在车流之间”，这是再普通不过的街景和物象，但抒情主体从中看到了人生的某一危境，洞察到其中的深渊：“这情景像极了人生/我们都在危险的边缘/生死未卜。也都在用肉身/收敛尘土及其黏合力。幸好天空的方向是敞开的/可哪里才算到达？”（《突然间泪流满面》）在那个“霾重，心紧”的下午，“我”“突然间泪流满面”。而“高铁总让我看到坟墓/一闪而过。这像极了所有的生/和死”（《高铁途中》）。再比如，“总是被忽略”的海棠花苞，第二次被“我”在路上遇见，“一刹那震动的火焰”，让我羞涩、慌乱；她“清洁若朝露/在雾霾之冬，宛如我爱”“宛若沉沉人世之突破蒙蔽的/一束光亮。照彻我/我为之惊颤”（《海棠花苞》）。同样，“玉兰花散开/宛如爱情及其谜底”“这世间多苦啊，玉兰花是生命万千悲悯之间/从皮肉径直进入灵魂的激烈和热忱”（《玉兰花》）。杨献平不少的感物诗都会出现类似的用词，“像极了”“就像”“像是”“宛如”等，这些词将“物”“我”的世界焊接在一起。
必须“隆重”一提的，是那首《傍晚戈壁所见》。不到十行的短诗，道尽被人间疏离或放逐人间的悲壮、苍凉、勇毅和决绝，可讲的却是小麻雀的故事：“我看到一只小麻雀/向着落日飞。那么弱小的一只麻雀/它为什么，要向着落日飞/又为什么被我看到，我觉得心碎/还有悲壮和美。飞驰的车轮不断扬起灰尘/我一直在想：在人间的小麻雀/它一定在逃离/身后的大地渐渐凉了/它在用翅膀，一点点打扫渐渐隆重的黑”。诗的妙处是“飞驰的车轮”的出现，它一下子把“人间的小麻雀”置于“向着落日飞”的小麻雀相同的生命情景，使其获得深厚的寓意。戈壁的荒凉与人世的炎凉，自然的暮景与人生的寥落，日落大漠与黑暗的迫近，都营造出亡命天涯的悲壮。但诗中有光，无论是戈壁的麻雀还是人间的麻雀，虽弱小却强悍，都飞向落日，逐光而去，召唤出一种眩晕致命的美。因物及我，因我及类，天地共情，言浅意深，达至哲思。
与物共生共情的关系，在杨献平诗中并不总是像上面那样简单清晰，更多的时候，抒情主体是在与物的对照、对立、对抗与和解中，产生或暧昧或幽微或强烈等极其复杂的情感。穿行在茫茫大漠、荒凉戈壁，或者是祁连山这样连绵稳固之物，以及如凉州、燕赵、嘉峪关等淘尽千古英雄之地，杨献平诗中表现出的依然是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旷世忧伤，依然是东坡先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千古悲叹。他在诗中写道：“走在戈壁上/我时常看到旷野上的孤坟/看到孤坟上端坐的狐狸和乌鸦”（《当年在西北》）。而人呢？人间的那些爱恨情仇呢？早已被雨打风吹去。他在诗中不断地表达自己只是一个“过客”“独行者”“外省人”“局外人”，“在庞大的自然和人为之间/我像一粒沙子，被风卷起，又重重摔下去”（《嘉峪关》）。这也延伸到他在生日或一年行将过去之时对流年的感慨，“面对流年我满目悲怆/越来越佝偻。一个人，众人，作为祭品，时间照单全收”（《流年赋》）。而迁徙成都，深居城市以后，面对楼高车快、芸芸众生、灯红酒绿，无论是傍晚时分、午夜梦回，还是喝茶独坐，抑或府南河边散步，他都感到痛彻肺腑的孤独。他在《独在红星路二段有感》中写道：“我于红星路一处楼上/端坐，似乎一口锈迹斑斑的铜钟/飞机穿过乌云，/肉身竟然也嗡嗡有声”。在飞机寓意的现代文明中，“我”就是一个弃世的古董。
杨献平诗歌最深的忧伤来自最卑微之物——草芥。对草芥及其命运的感同身受，构成其诗歌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它甚至像一根脆弱的神经，随时会触动诗人的悲哀和眼泪。他在诗中写道：“茅草就像另外一些我/我们是草民”（《下午》），“因为我出身于农民/在乡村之间，我和我的父母双亲/还有祖父以上的先辈/都有一条泥土的根”（《无题》）。流淌农民的骨血，泥土一旦沾身，就无法洗尽，“农民是一种血统/是一根针线缝起来的老棉袄、长镰刀、䦆头竖门背后/锄头锄掉的，不是杂草//是宿命”（《父亲》），“而农民这个宿命/在中国如影随形”（《写给母亲》）。除了贫穷、苦难、像蝼蚁一样生死，农民几乎一无所有，“一个农民生如静风/草芥；途经刀刃的尘土/光都是别人的”（《父亲》），却无数次被挪用、改写和粉饰，以至于“从前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一种苦/叫作中国农民，也不知道还有很多只嘴/都21世纪了，还把农民说成晋朝的某一个人”（《入中年赋》）。事实上，他们命如草芥，有嘴无声，只是大地上沉默的一群，“卑微者从不发声/天地之所以明亮，大地为其阴影”（《写给母亲》）。虽然诗人深信“越是向下，越是馥郁/最下层的灵魂，曾经的人，及其骨殖/总是在滋养万物/包括人类自己”（《突然的桂花香》）。可这样的信条，面对的是乡村无可奈何的衰败，“对过是张大炮的黑木门。门上对联说/仁善持家久，读书继世长。可门是锁着的/门槛都烂了，屋檐掉在地上”（《掘根运动》）。虽然“人人要富/可三十年了，很多人还是月照锅盖/清水米粒煮白菜/破帽遮颜的，闹市中也都是一堆空碗”（《雾霾稍退后饮茶小记》）。诗人终于明白现代化对乡村的席卷，“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掘根运动，从梧桐树根/到炊烟骨髓，镢头边刃上，镰刀一再磕头谢罪”（《掘根运动》）。乡村振兴，是时代的使命，势在必行。
这样，万物照心，此时我在，杨献平诗中的物我关系，就不只是命运共契，物我共生共情，还有来自历史与现实的深广忧愤、一己之血脉与当下境遇的切身之痛，以及时空浩瀚无限所激发的形上之思、旷古忧伤。或许这就有了阿来的判词：杨献平诗歌的“忧伤真正发自内心，是他个人的，却又不只是个人的。他想绵延到世界和众生。由此，他的这些诗歌亦有了悲悯与宏阔的性质。”
三、所爱无端
无端，就是没有原因。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是没有原因的。当下盛行的感恩，只是爱的底线，更准确地说，它还在爱与不爱的门槛上，因为它是以“有恩可感”为条件，是功利的。杨献平的诗歌在击穿此时我在、万物照心的过程中是有所觉悟的。而且，这种觉悟突破了“致良知”的传统界限，既是大道更是窄门，是人站出自身，跨向彼岸的一种奔赴。在他的诗歌中表现为“所爱无端”。正是“所爱无端”，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高远辽阔的气象和境界。
觉悟是基于苦难，是源于炎凉世态、荒诞人生的看破与洞穿。其实杨献平是最没有理由“所爱无端”的，悖论似乎发生于“无爱现实”的逼迫。他的一首《钝刀子》可以见出他对“误解”“仇恨”“复仇”“疼痛”体会之深：“事到己身，才知是刀子/还很钝。越是笨家伙，用情越深/它在持续用力/皮下两毫米，越来越尖锐/切割如此严密，如同复仇的先锋部队/重要的不是鲜血，而是那种疼/它叫误解，也叫仇恨/很多人浑然不觉/旁观者心态优越。杀伐者手持的武器/来自昏暗错觉”“活着似乎就像风卷江河/尤其是至亲之人/用刀子斩头不过瞬间，使用钝刀子的人是我/当然还有你的配合。宽恕者，需要将一把白雪/放在最深的午夜”。生活在世中，就是生活在事中，因为人心的“昏暗错觉”，世事如钝刀子杀人。凶手与受害者，都是你我，无论亲疏，它就是我们生活的日常，宿命般存在。如果有宽恕，也是午夜时分无力的内心发现。可以确定的是，“一代人必有一代人的伤悲/这是使命，你我都在遵循”（《谈论》）。“人生之事，高尚使人痛苦/庸俗则令人快乐”（《生日书》），好人难做，“最好的人此生磨难/怀才不遇，急公好义的心，总是伤痕累累”（《最好的人》）；“太耿直的人，昨天喝下一杯茶水/今天只好拈花苦笑”（《无私的人》）。何况“这世界从没有公心”“那么多的深坑和弯刀/只是相互不知道”（《昨日心情不好》）。不仅爱是如此稀少，“我们所爱的，多数用来自伤”，因为，“但凡入心的/必定早有亏欠/爱得越深，倒刺越长/锋利，根根见血，还提着微笑的月光”（《所爱即所伤》）。总之，这世界“绝望密不透风/苦难从来如影随形”（《酷热之成都》），“在这个年代/爱深度躲藏”（《在故乡的城市给你写信》）。不必再引用了，这样的诗句在杨献平的诗歌中随手可拾。
面对“悲哀常在/苦难永不停歇”（《父亲和我》），关于“爱和不爱”，杨献平的彻悟“源于痛觉/和善的被摧毁。在人世，我们要做的/唯一的方向，就是爱和爱下去”（《谈论》）。而这爱无缘无故，不以任何条件为前提，因为“爱自己和爱众生，根本不是什么宏心大愿/只是本能”（《燊海井》）。为此，“我们还要自发地/尽力去爱，爱得多一点/不叫自己羞愧、懊悔，还可以更宽仁”（《努力爱更多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痛觉，仰望星空，止于至善。丧失痛觉，就会丧失悲悯，就会于人道麻木不仁，对爱无动于衷，世界就会在仇恨杀伐中沉沦。没有对至善的眺望，爱就失去了牵引。在这个意义上，杨献平的觉悟是平实而深刻的。
如何爱？杨献平《爱一个人要爱品性和内心》如此写道：“仇恨可以放下，厌弃可以隐退/相信爱，和慈悲；相信时间/相信鸟鸣的天启/相信虎吼的灵性，雷霆的罪与罚/相信孤独，但始终保有一副热肠/相信一切终将逝去/相信万物都对自己有恩/相信活着的尊严，为互助加冕/相信理解和悲悯/相信与人为善，相信生不止息/爱不停歇，相信每一个人/相信灰烬之美”。天地万物、永恒时空，尽在爱中，仅仅出于“相信”。这首诗，总是使我不自觉地穿越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与北岛、舒婷的《一切》《这也是一切》等诗对读，形成互文，中间穿插以海子富有神性的麦地意象组诗；也使我不时回首宗白华、冰心、梁宗岱那些近一个世纪前的“小诗”……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史总在某些地方打几个旋涡，然后又扭头向前。老黑格尔的鬼魅不时闪现。
更有意思的是，杨献平的那些相信，竟是出于另外的相信。即相信“一个人完全可以落身成庙”（《早晨最清醒》）；相信“每个人都有一座教堂”（《领报修院》）；相信“每一个生灵都有自己的宫殿”（《野花》）；相信“信仰是温暖的事物”（《勒布沟》）……是的，当感性和理性都不能说服自己的时候，人就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相信”。而“相信”以后的愿景极其简单：“我只想：在土地上安居乐业/每年有三十斤蜂蜜、几百斤大米，再加上面粉/蔬菜自己种，孩子自己养/不和任何人争，只愿敞开边疆/与人类同处一国，抱紧慈悲”（《丁酉元宵吃面偶记》）。
到此，杨献平的诗歌面目逐渐清晰。写“此时我在”，目击道存，“直将阅历写成吟”“诚身修辞，非有二道”，其全部诗歌乃是他的足迹心象。恰如龚自珍所言：“心迹尽在是，所欲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在这点上，于坚可谓知音，他说杨献平的诗集“发生于自我的诚实之言”，并创构自己的“诗言体”。万物照心，感物赋诗，神与物游，物我共契，忧愤深广，情动天地，切肤之痛中蕴含哲思，又使杨献平的诗歌别有境界。所爱无端，慈悲为怀，推己及人，因人及类，恢复痛感，止于至善，最终使杨献平的诗歌以星光引路，“掠地飞行”，跨越此岸，气象宏阔，自成高格。尤其可贵的是，杨献平的诗歌有“五四”一代自由诗创立者们孜孜以求的“情感的内在节奏”和韵律，读起来非常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