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讲课主题是“文学写作是语言的回乡”，结合我的生活经历、写作和作品漫谈我对语言的理解和想象。
一 我抚摸到秋天这个词
这十多年来，我在新疆天山脚下的菜籽沟村，收拾出一座废弃的老学校，改建成书院，在这里耕读、写作、养老。我有一间工具房，各种劳作工具一应俱全，有种地的铁锨、锄头、镰刀，做木工的斧头、手工锯、电锯、刨子，做泥瓦活的瓦刀等等。相对于虚构写作，我或许更喜欢实在的劳作。相对于用语言这样的书写工具，我或许更喜欢用铁锨、斧头和锯子这样的劳作工具。我喜欢斧头砍在木头上发出的真实声音。我在虚构世界待得太久了。一部作品耗时少则四五年，多则七八年十年。作家要经受由自己创生的语言世界的时间岁月，跟一部作品一起长年轮，长皱纹，在远比现实更累人当然也更自由轻松的想象中过日子。这期间我需要不时地从语言中出来，回到身边手边那些真实事物中。
我写过许多树，当我从文学中的一棵树走到我们家院子的树下，背靠真实的大树时，我知道我的脊背同样靠在“树”这个词语上。我曾书写过的树一年年地在文字中生长。文学会给一棵树无限的生长。我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过一棵被砍伐的大树留下的树根，写了这棵大树还在天空的记忆里顶天立地地活着。文学会创造天空的记忆，来念记天空下的每一件事物。在我的文字中，一根木头、一截土墙、一场风都有觉知。文学诞生于觉知。一根被语言抚摸的木头有了树的觉知，树又觉知天空星辰风雨虫鸣鸟叫。写出树这个词，世界便有了一个中心，与树相关的一切都会围绕它诞生。
我写过一根顶门的榆木棒，每天傍晚我们都用它把院门从里面顶住。我们习惯让木棍大头朝下，手握小头去顶院门。木棍的小头早已被手磨光，在我拿起木棒顶门开门的多少年里，我可能都没机会触摸到它的另一端。一个叫顶门棍的词也有我从未触摸的另一端。它粗糙、陌生，抵着地，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而同一个词的另一端顶着门。它的两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中心，两种叙述，犹如白天黑夜、醒与梦。
我在长篇小说《虚土》中写了一个瞎子。他没见过白天，当然也没见过夜晚。他靠自己的两只脚，把村庄所有的路走熟；靠自己的一双手把村庄每一棵树、每一户人家的墙院门窗摸熟悉；靠自己的嗅觉把东风、西风、南风、北风中的气味都闻熟悉。他在自己的村庄从来未曾迷过路。经常有村人找他算命，瞎子算久了也疑惑，问村民，你们都长着眼睛，为何来问一个瞎子前方的路该如何走？村民说，我们虽长着眼睛，但前面的路是黑的。这个前面，指的是明天、明年和高远的未来，太阳还没照到那里，当然是黑的。瞎子说，我常听你们说黑，我从来没有摸见过黑，你能告诉我黑是什么吗？
作为写作者，我能说出黑是什么吗？我真的伸手摸见过“黑”这个词吗？我真的摸见过一个早晨的阳光吗？摸见过在文字中一遍遍地书写的那些人、人群、他们的命运吗？在那个眼前一抹黑的瞎子那里，黑是无法说出的语言。人类没说出的语言跟宇宙的黑暗一样深不见底。我们只生活在语言如太阳照亮的一小片白天里。语言之外是无尽黑暗，语言内部也是黑的。写作者用语言之眼照见，用语言说出，用语言沉默。语言的暗夜伸手不见五指。但是，语言要启程了。语言的星光遥远模糊，无法照亮地上的道路，语言的月亮在升起，语言的太阳在升起。那是日月同辉的语言，事物的一面如日光般真实，另一面则如月光般朦胧。这是最美妙的语言时刻，语言之手在实与虚、醒与梦间自由来回，现实在梦中，梦也在现实里。写作者在梦与醒间创造出属于文学的真。
当我从文字中抽身出来，看到现实中的树正落着一片秋天的金黄叶子。我写过的许多秋天，既在语言里春去秋来，又在季节中与我迎面相遇。秋天完整地到达一棵树。一棵树的叶子哗哗地凋落着每一刻的时间。我看见我一直书写的时间。我在这个院子的十年，白杨树落了十次叶子，对面山坡的麦子青了十次又黄了十次。每一次我都看见，每一年的麦子我都没有漏吃。时间以季节的方式，铺天盖地到来。我一次次抚摸到秋天这个词，抚摸到麦子、劳动、干旱、叹息、夜晚堆积的梦。我曾使用的那些动词、名词、形容词，都被我真实地抚摸到。它们在土地上在语言中各有一种存在，一处家乡。一棵叫麦子的词语里长着全天下的麦子。我的书写从语言回到实物，又从实物回到语言。它们在土地上实有，在语言中虚无。语言不是虚无。秋天需要在一个叫秋天的词中安神，秋天这个词也需要靠住自然界一个真实秋天。不管这个词在文学中走得多远，它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回过头来，朝词的本源走去。就像书写黄昏的词回到落日时分，书写夜晚的词回到一片漆黑。黑是语言之乡。在未被说出的漆黑中，语言睁开眼睛。
二 被语言接管的村庄
三十多年前，我在乌鲁木齐打工期间，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写了我的第一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为何叫一个人的村庄？并非村庄中只有一人，是当我写它时，我曾经历的那段村庄岁月已经没有人，所有人离开了曾生活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一个人孤身回来。一个人带着他的语言回返到那个过往的年月中，什么都没有了，连太阳和月亮都已经走失多年。写作者带着内心收藏的太阳去布置那个村庄的早晨，带着自己的星光、月光去布置那个漫天繁星的夜晚，带着记忆中的草木重新布置大地。他让四季花开，让每一朵花都朝着整个大地开放自己。这便是文学写作。作家开始动笔时，他清楚地知道我要说话了，我的语言要进入到这个空无一人的世界。写作进入的世界是空的。写作者犹如上帝般开始创生这个世界。那个遥远的我称之为黄沙梁的村庄，我未写之前它荒弃在岁月中久矣。我喜欢它荒芜的样子。一种生活，它荒到无人认领，便成了一个人的。文学必须是一个人的。这个村庄之前归乡政府管，归所在地的县管，当然也归国家管。一旦我的语言进入，它便只归我的语言管，语言要创造这个村庄的早晨和落日，语言要创生那一村庄人和他们的命运，语言要决定一天和一年的长短，语言要终结或者开始一切，一切都归了语言。连我自己都归了语言。
《一个人的村庄》中的第一人称“我”，是我塑造的自己，他是村里的闲人。不务农作，只操心一场风的事，一朵云的事。我在村里生活时从未闲过。八岁丧父，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艰难地度日，我自小就是一个劳动力，在各种自己所能承受和不能承受的重体力活中度过童年和少年。但是，一旦语言接管了那段岁月和那个村庄，我便成了一个我想活成的闲人。我用自己半生的劳忙在我的文学中塑造了一个闲得看天的人。这个闲人每天扛一把铁锨在村里村外闲转，看哪不舒服就挖一锨，他在沙梁上挖一个小坑，然后发现这个小坑竟然增大了天空和大地之间的距离。每天一早，这个闲人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站在村东头迎接日出，太阳要出来了，太阳出来如此重大的事，村长不管，村会计不管，乡长、县长也不管，整个人类都不管的事，就是文学要管的事。这个文学中的“我”，用自己的方式独自迎接日出。然后又在每日黄昏站在村西头独自目送落日。闲人认为，此时此刻这个世界要发生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太阳要落山了，天要黑了。天黑这样重大的事情，也只有文学来管。
我在村里生活时，我们家那一院破旧的房子，在每一场风中发出嘶嘶呀呀的声音，那些院墙从来都未曾修好过，一场一场的风总是把院墙吹破，把屋墙吹裂，把一阵一阵的寒风吹进门窗不太严实的房屋中。但是当文字接管这个村庄，我们家那一院依旧低矮的房屋孤独地竖立在村庄世界中心。每天早晨的太阳不再从大地升起，而是从我家东边的柴垛后面升起，黄昏落日落在我家西边的院墙后面。日月星辰，斗转星移都发生在我家的房顶上面。我们家屋顶的那一截黑烟囱，每天三次朝天空冒蓝烟、白烟和带火星的红烟，天空深处的一朵云，已经被我家的炊烟熏染得改变了颜色。每当我抬头仰望，我知道有一块天是我们家的，因为它在我们家房顶上面，日日被我家的炊烟熏染。
每当夜晚，我们一家人的梦如山堆积在村庄上空。别人只看见我们一家人早出晚归，一年到头收获甚微，甚至衣食不饱。但是，一到夜晚，我们一家人睡在炕上开始做梦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再不能小看我们。我们做了别人不知道的梦。梦是黑暗的粮仓。一夜一夜的梦，让这户人家在如此贫困的生活中变得如此深不可测。
《一个人的村庄》，是一座被语言所构建的村庄。书中那个孤独少年，在村人们都睡着后，悄然从炕上爬起，在月光中穿过一条一条村巷，爬到人家的窗口，听每户人家说梦话。我年少时或许真的听到过一村庄人说梦话，在那样黑暗的夜晚，大地上的劳动者疲乏了，沉睡在夜中，一句一句的梦话从那些破旧的窗口传出来，朝着天空飘浮。最好的文学语言可能犹如梦呓。那一村庄人在梦中发生了无数的故事，说了无数的话语，都被梦所淹没，只有个别的一两句飘出窗外，被一个少年听到。我想文学正是这样。作家写出的每一句，可能都是被如梦般的现实所埋没的万千话语中活出来的唯一一句。作家所写的一部小说的故事，也是从万千故事中活出来的唯一的故事。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作家写出的某一部作品，却不知道这部作品的故事是如何从万千故事中活出来的。我们读到是构成作品的一句句语言，却不知道作家是如何从一堆语言中选择了某一句。
至今我还怀念写作《一个人的村庄》时的状态，我几乎不用想写什么、从哪写起。这本书的开篇是《狗这一辈子》，后来我调整成《我改变的事物》，都一样。无论我从一条狗、一只蚂蚁、一根木头写起，我都能写尽村庄的一切。我甚至不考虑文体，出版时这本书定为散文，其实也可以是小说。有评论家将《一个人的村庄》当小说研究。其中一些文章是以前未写完的诗歌改成的。我早年写诗，最终在散文和小说中完成一个诗人。我只知道一个人要说话，一个人要用他的语言去创生那个村庄，去接管那个村庄。
这本书写完后，那个村庄依旧叫黄沙梁，依旧在沙漠边上，也常有读者拿着《一个人的村庄》去找书中的黄沙梁村，也能找到村里，问到书中所写的个别几个人的名字。但是，那些故事已经不在村庄中，而在他所捧的书里。一部文学作品跟现实的关系可能就是这样。这本书是语言做的一场梦，我写它时，村庄岁月早已空寂。我写完之后，一座语言的村庄树立在现实村庄对面，它跟现实村庄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它一旦完成，便跟现实毫无关系。它脱离开现实依然能活下去。这就是文学的独立意义。
三 人的语言尽头是驴叫
我在《凿空》中写了毛驴的语言。在那个叫阿布旦的村庄，驴叫是红色的。每一声驴叫都如彩虹升起在天空。人骑在驴上，是驴的主人。但在声音的世界里，驴鸣声骑在人声上头。驴鸣比人声高远。这是我早年听到的一个村庄的声音。离开村子十里地，人的声音便听不见，只剩下鸡鸣狗吠，再远便只听见驴叫，仿佛村庄是驴的。驴叫接替了人声。
《凿空》写高亢的驴鸣、低矮的人声、铁匠铺一天到晚的钉钉声，还写了工业钻机在地深处钻探的声音、石油卡车碾过乡村道路的声音。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聋子耳朵里的声音。小说叙述人张金因矿区爆破震聋耳朵，医生开的处方是让他努力回忆以前的声音，“这些过去的声音或许可以唤醒你的听觉。”于是张金回到阿布旦村，村庄过去的声音都在他耳朵里醒来。
在这些醒来的声音里，龟兹人与毛驴正在进行一场盛大告别。这个世纪初龟兹有数十万头毛驴，巴扎日所有道路上走着驴和驴车。村庄的尺寸是按驴和驴车大小设置的。人的生活离不开毛驴。可是，这样人驴相伴千万年的生活就要终结了，毛驴和驴车将被三轮摩托替代。驴从一家一家院子被牵走。村庄的天空不再有彩虹般的驴鸣。那些养惯了驴的农民们每天回到家，看到以前拴着毛驴的圈棚下面停着新买的三轮摩托车。三轮车也有前灯，但它不是眼睛；三轮车发动以后也会跑，但它不是生命。毛驴拴在那儿的时候，主人推院门进来，毛驴会扭头看，会拿眼睛看，会叫一声跟主人打招呼，但是三轮车不会这样。
我在书中写到，当陪伴人类千万年的动物们一个一个从人身边消失的时候，人失去了什么？首先失去了一种注视。以前人的生活被诸多生命的眼睛看见。驴会看见人过日子，狗和鸡鸭会看见，这种注视对人来说重要吗？可能重要。有这样的注视，我们既活在人的眼睛中，也活在诸多生命的眼睛中。当身边没有了这些动物，人便只活在人的注视中，人的生活只被人看见，人爱人，人恨人，人嫉妒人，人仇杀人，人的世界看似如此热闹，但是人的生命不能被人之外的另一种生命所旁证。曾经有万千生命的眼睛，如上帝之眼般看见人，如今这些目光都熄灭了。
除此人还失去了一种语言，那些低婉虫鸣和高亢驴叫，是人之外最丰富的自然语言。《凿空》中的驴发出“昂叽昂叽昂”的五言鸣叫时，人的喉管会充血。人发不出这样高亢的声音，驴替人发出了。人会在驴鸣声里直起腰，昂起头。那么多自然生命在叫出人无法说出的语言，以至于我们必须借助它们做比喻，才能表达那些难言的情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文学中它们与我们是心灵相通的自然体。《凿空》中写了一位能听懂驴叫的人，他是人驴之间的捎话人，负责将人的话捎给驴，又把驴的话捎给人。驴师傅懂得驴在叫什么，但他没法把驴叫什么翻译给人，人的语言与驴鸣间有一堵墙。驴师傅试图将驴叫翻译给人时，头便碰在墙上。
现实中人可以跟驴做语言交流吗？不能。人驴间有生物隔障。人和其它动物一旦突破语言隔障，便说不清了。语言会讲道理、会共情，会惹来无尽麻烦。造物锁死人与动物间的语言交流必有其深意。人与万物各叫各的，不必相互听懂，但相互听见。我们有一颗神通万物的古老心灵，去感知万物，而无须用语言彼此交流。
我的另一部小说《捎话》中的翻译家库，几乎懂得人的所有语言，但他听不懂陪伴在身边那头小母驴的叫声。他肩负重任，将一头小母驴“当一句话”捎到敌对国去。库说，“我只捎话，不捎驴。”委托人说，“驴也是一句话。”这句话就这样上路了。一人一驴，穿越黄沙漫漫的战场，最后抵达目的地，结果小母驴被杀，刺刻在驴皮上的经文暴露在库眼前。
小母驴死后，魂附体在库身上，库经常会身不由己地发出驴叫。别人听不懂他发出的近乎于驴叫的声音是什么语言。库也不知道自己在叫什么。库在很小的时候被贩卖到陌生语言地区，几乎学会所有远远近近的语言，但是，他说家乡话的舌头，一辈子都在寻找母语。即使他最终知道自己的家乡语言，早已被另一种语言征服和取代，但母语仍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被已经僵硬的舌头找到并说了出来。他的身体留在异乡，而他的灵魂，在母语里回到故乡。在他的舌头找到并说出母语的同时，另一个声音在他喉管里轰鸣，他已经没有力气让那个声音通过喉舌发出来，只有他知道那是他终于听懂的驴鸣。
我创造了一个人和万物共生的声音（语言）世界。那里人声嘈杂，各种语言自说自话，需要捎话人转译。语言也是战争的根源。语言消灭语言。人骑在驴背上，高亢的驴叫声骑在低矮人声上。忙碌奔波的人之上，鸡鸣狗吠也往远处传递声音。塔、炊烟和高高的白杨树，也是另一种语言。而所有的语言中，驴叫声连天接地。这种未曾走样无须翻译的声音，成为所有声音的希望。
《捎话》思考的是语言。由语言而生的交流、思想、信仰等，也都被语言控制。连生和死也被语言所掌握。说出和沉默，也都在语言的意料之中。语言是黑暗的，我们却只能借助它去照亮。这是书写的悖论。我希望我的语言是黑暗的照亮。但是，我也知道所有被语言照亮的，都在另一重黑暗里。更多时候，我们只能相信闭住眼睛看见的光明。
小说中库死后魂在高亢驴鸣中升天。天庭守门人说，“你回人间去，把驴叫翻译给人听。”这是捎话人库轮回人间的使命：将驴叫捎话给人。人的语言分裂成无数种，驴的叫声没有变，从沙漠边到天边，所有有驴的地方，驴叫像风声一样无需翻译。
只是他回来时，世间或已无驴。满世界只剩人的声音，人的语言。
四 语言的胜利
《本巴》是被语言成功接管了现实的一本书。《本巴》故事发生的真实原点是二百多年前，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回迁中国。整个部族在寒冬走上艰难的迁徙之路，最后以牺牲十万人和五百万牲口的代价回归故土。江格尔史诗是土尔扈特部在三百多年前西迁带到伏尔加河流域，又在百年后带了回来。这个历史背景在小说中是隐约出现的。现实在我的小说中只是隐约背景，一旦语言入场，现实便以文学的方式重新开始。
《本巴》中五岁的江格尔齐，是部族唯一的史诗传人。每当夜幕降临，血战一天的部族青年围坐在他身边，希望他能讲战无不胜的史诗英雄故事。但这个小江格尔齐不愿再讲现成的史诗战争，因为战争就发生在眼前，每时每刻部族都遭遇血战，每时每刻死亡都在发生，胜利不属于他们。所以这个小江格尔齐固执地开始讲起了自己新编的故事：本巴故事。
他用自创的人类初年的游戏故事，替换掉眼前的残酷现实，把现实从此刻移开。语言在这一刻起到了作用。语言能做什么？《本巴》将语言放到一种几乎不可能完成但最终却完成的困境中。语言能改变现实吗？当然不能。但是在那个被语言创造的文学世界中，语言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必然会改变现实的能力。
《本巴》讲了三场游戏，这三场游戏都在从残酷战场、从现实中转移人们的生命和力量。搬家家游戏让所有人回到还未长大，未面临死亡的童年。那些战场上已经死亡的人，或明天即将奔赴战场死亡的人，都被搬家家游戏转移到了童年。捉迷藏游戏让那些每天都面临追杀的人们成功地躲藏到最安全的地方，有些人躲到青年，有些人躲回到母腹。做梦梦游戏让沉重的不能改变的现实发生在梦中，梦中的死亡可以不作数。一场一场的梦偷换掉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惨不忍睹的屠杀。《本巴》是一场语言的胜利。这个被语言创生，又被语言终结的世界就这样完成了。
在《本巴》的结尾处，我写了一个巨大的黄昏，太阳即将落入地平线，草原上人的影子、宫殿的影子、马匹和草木的影子，铺陈在大地上。影子像岁月一样流淌向远方。影子在描述这个真实世界。影子是语言吗？或者说语言是影子吗？如果影子是语言，那么影子会站起来。如果语言可以接管这个世界，语言必定是站起来的。我写作时常常窥视自己的语言，我知道那些语言的影子在站起来，在影子尽头，它所描述的真实世界沉沉地躺下去，躺下去，像大地一样躺下去。所有一切在语言的世界中站起来。语言本身站起来。
在我生活的菜籽沟村，每当日落时分，我喜欢站在西边的山梁上，看着太阳一点一点西沉，我这样看落日的时候，突然觉得我活成了我曾经在书中所写的那个为一个村庄、为整个大地守护落日的人。我也会想到我曾书写的大地落日。在那样的黄昏，晚霞铺陈在西边天际，一个人，和他的语言，站立在这个世界的白天尽头。语言和现实相对而立。万物的影子缓缓流逝。语言是现实甩不掉的影子。语言试图接管即将陷入黑夜的世界。夜晚的梦也接管现实。文学是做梦的艺术。唯语言连接醒与梦、死与生。
我的语言曾一次次梦游般离开现实又回来，就像一棵树在我的文字中连天接地地生长，然后我又回到真实的树下，注视着那个文学中永远靠不住的大树。我知道文字中那棵树干上靠着另一个我自己，那是文学中的我，他比我走得更远，他曾一次次地坐在地平线上，回望现实中在一个山沟里过着真实生活的我，我是他的影子，他也是我的影子。我们互为醒与梦。语言和梦，是这个世界的另一场醒。在这一场醒里，我看到另一个自己，在我所创的语言里活着。那是另一处家乡。写作者走在语言的回乡之路上，左脚朝前，右脚向后，奔走几千年，一只脚依然深陷在现实家乡。另一只脚，早已迈进梦幻故乡。
自有语言起，我们便从土地，从天空，从眼睛，从心灵，从梦，向语言挪移万物。语言是万物之乡。语言也会朝其所表述的事物本身回返。写作者在语言与现实间来回返乡。我们将在语言里活着或死去。被语言抚摸唤醒的事物，将由语言负责其生长与消亡。当我离开时，这个语言世界或许多了一个故事，或许永远地少了一个故事。我相信一切消失的，都走进语言。时间每一刻都在湮没。语言承载不了过多。语言也消亡。文学语言是心灵的选择，选择这一句便放弃了无数句，选择这一故事便放弃了无数其他的故事。写作者闭住眼睛选择心灵收藏，将最绚烂的日出日落、最卑微的虫鸟花草、最美丽的眼睛里最伤心的泪水，最低的尘埃和最高远的星辰，保存在文字。那是一颗心灵收藏的世界。这颗心灵也终将沉入时间水底，语言的方舟将逐浪远行。无数淹没的魂使时间之水有了浮力。
我希望那枚由我出发的语言之舟，自现实向文学偷渡了属于一个人的日出日落，一个人的梦与孤独。我知道满世界孤独的人，最缺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