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厄尔式的城市史诗——罗日新和他的长篇小说《钢的城》

时间:2025-11-28 14:37:29 编辑:Wendy 来源:《长江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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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精神必须凌驾于技术之上。

——爱因斯坦

在我的书架上,摆放着三部书名相同但内容截然不同的书——《钢的城》。最早收到的是《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先生赠送我的同名诗集,出版于2014年12月;接着就是同城的知名企业家、作家罗日新先生赠送我的同名长篇小说专著,出版于2022年7月;第三部则是美国耶鲁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加布里埃尔·维南特的同名学术专著《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诗集《钢的城》是以四川攀枝花市为抒情背景的钢铁城市史诗,诗歌描述的主体是攀枝花钢铁公司;《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与深刻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主要是围绕匹兹堡这个美国曾经的经济中心与工业心脏的“钢铁之城”的衰落进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思考,以档案研究与口述史的形式呈现20世纪匹兹堡经济转型的阵痛;长篇小说集《钢的城》写的则是以湖北黄石这座工业城市为叙事背景的钢铁颂歌,小说描述的主体应该是过去的大冶钢铁公司(当地人简称“冶钢”)。同时读到《钢的城》三个不同版本的书籍,我把这种机缘视为一种源自文学理想的友谊、精神的共鸣。长篇小说《钢的城》之所以能引起我的强烈共鸣,也是因为我对钢铁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与记忆。我是位于黄石大冶的武钢矿山子弟,应该算是“矿二代”。少年时期随父亲迁居黄石武钢矿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二十年就是在武钢矿山度过的,在那里读过书,教过书,从事过企业管理,可以说是把青春全部献给了矿山。

罗日新1963年出生在湖北黄石,他的父亲罗宝山曾是《冶钢报》的总编辑,母亲是南湖小学的教师。罗日新在很小的时候,每天收听广播里父亲罗宝山写的通讯稿,并因此而崇拜自己的父亲,崇拜他有本事把工作生活中的点滴化成汉字、变成故事,也正是因为父亲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少年时代的罗日新也成为了同伴中最爱编故事、讲故事的人。罗日新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大冶钢厂平炉分厂任技术员。参加工作后,罗日新在工作之余也会挣一些“外快”,比如三个月画一套图纸,报酬是200元;他的第一篇小说也差不多用了三个月,稿费却是12元。但是小说发表所带来的喜悦与成就感,远远大过了图纸设计所带来的报酬。罗日新回忆这段经历时,发出如此感慨:“我想,这大概就是梦想的力量,一个人如果全心全意装着一个梦,并且不把梦想实现视为畏途,那他会自动屏蔽现实的利弊权衡,也会回避一切不利于梦想的想法和条件”。那时的罗日新,就像着了魔一样,酷爱写作,甚至主动去找厂长要求给个“闲差”,到设备处管理备品备件。他的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将罗日新的文学笔记本付之一炬。罗日新因此与父亲进行冷战,父亲不得不用一封信的形式告诫自己的儿子:“你没有小仲马的曲折感情经历,写不出《茶花女》;没有大仲马在动荡年代的生活体验,写不出《基督山伯爵》。”从此,罗日新被迫走上父亲给他规划的人生路线,先后在冶钢从事技术员、销售员和钢厂领导的工作。35岁那年,罗日新当上厂领导,事业正处上升期,但是罗日新受到时代改革浪潮的影响,毅然辞职下海,去上海创业,做起了钢铁贸易。几年后,罗日新把生意做到了美国休斯敦。2008年夏天,罗日新在休斯敦的大办公室里享受事业成功之余的惬意时,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罗日新的父亲在电话中对他说:

儿子,你现在或许可以写作了。年轻时你没有足够的阅历,纸上得来的终归都是别人的经历,空想乱编也绝写不出好小说。现在爸爸支持你写!好好写写自己的经历,写写我和你妈妈,写写平炉上的工友,写写我们这座了不起的城市,写写国企改革,写写咱钢厂厚重的历史,写写咱钢铁工人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做的贡献!

罗日新的父亲在电话里越说越激动,对身为企业家的儿子充满另一种期待与寄托,父亲的激动也让罗日新思绪万千、心潮澎湃,正是父亲的一番鼓励与点拨,重新点燃了罗日新埋在心底的文学之梦,让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真的该写点什么了。罗日新在创作谈中写到当时的内心感受:

这么想的时候,有的人就站在我的面前了:腋下夹着小黑包的刘胜利,手中搓着两个核桃;叼着香烟的活宝,头戴白圆帽,腰系白围兜,一副大厨装束;一炼钢平炉车间余主任,因为小时候出水痘天花,脸上留下许多麻子,人人表面喊主任背后喊麻子;田鸡,从小同学就这么喊他,最后连他的父母、妻子也这么喊,学名都被忘了……可以说,我书里的每个人,祝大昌、赖子、祝国祥、刘胜利、毛仁银、蔡红、吴回芝、郑宏、活宝……都有原型。尽管在各自命运的长河中,有的呆在原地,有的远去天涯,甚至有的已是阴阳两隔,可他们还是能一下子活灵活现地在我的记忆里相聚。他们藏在我记忆的根脉里,更藏在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根脉里。这么想的时候,浩瀚的长江也出现在我脑海里,耳边似乎又听到了货轮的汽笛;大冶钢厂的布局随之也出现在我脑海里了:八卦嘴、陈家湾、火车站、上窑、中窑、一门、二门、西总门、四门、黄思湾、工人村、马家咀,然后,黄石的海观山、西塞山、黄荆山也出现了……

14年过去了,罗日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先后取了十几个名字,书稿也跟随罗日新走遍世界各地,历经黄石、武汉、库尔勒、克拉玛依、泰州、江阴、无锡、上海、休斯敦等地。小说初稿200多万字,最后压缩至53万字,定名《钢的城》,在《十月》杂志连载发表,随后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关于这段经历,罗日新在创作谈中写道:“无论如何,都是因为我炼钢、卖钢的丰富经历,才有了写钢的可能,也才有了这本53万字的书,有了它这一路走来的好运气和好成绩。”罗日新在《钢的城》中加了一个献词:“献给我的父亲罗宝山和大冶钢厂的兄弟姐妹。”罗日新说这是他“掏心窝子”的话:“父亲是我写作最好的启蒙老师和领路人,可惜他没能等到小说出版;大冶钢厂是我的家,钢厂的兄弟姐妹是我的发小、同学、工友、初恋、兄弟。我的文字就应该献给他们。”

以上记述的是关于罗日新创作《钢的城》的心路历程,让我感慨不已,内心也充满敬意。无疑,《钢的城》是一部优秀的当代工业文学作品,至少是在湖北乃至中国当代工业文学史上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下面,我想结合中国现当代的工业文学史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现场来谈谈《钢的城》这部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与意义、个体文学创作征象及其将产生的影响。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工业文学有着耀眼的成就,占有重要的文学地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部分作家怀着对新中国“火红年代”的激情,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时代鲜明特征的文学作品,如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原动力》、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肖军的《五月的矿山》、雷加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罗丹的《风雨的黎明》、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等长篇小说。五六十年代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尽管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作品都显得气势恢宏,富有革命浪漫主义气息,同时也留有一些比较浓郁的概念化、程式化的创作痕迹,活动场景很少进入家庭,主要描述的是在车间、工地、厂矿、城镇等地发生的人与事。

到了七十年代末及至八十年代初,工业文学主要是由改革的时代浪潮与思想解放浪潮同步推进,这种时代性的国家叙事策略,为工业文学的兴起提供了现实主义的土壤,新一代的作家深切地感受时代、呼唤时代、紧跟时代,直接催生了工业文学的改革觉醒意识,为中国现当代城市及工业文学题材创作开拓出新的历史性叙事空间与新的文学格局。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79)、柯云路的《三千万》(1980)、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81)等。《乔厂长上任记》不但在文学界一炮打响,甚至对当时的企业改革、企业管理提供了参照和借鉴,一时间洛阳纸贵,社会上到处在呼唤“乔厂长”归来。柯云路的《三千万》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则浓墨重彩地展示了企业改革中的尖锐矛盾,揭示了改革进程中的艰难与疼痛,也反映了人们自身观念变革的阵痛过程,成功塑造了工业战线及工业文学史上的新形象。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所谓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成为1996年以后中国文坛的一道耀眼的风景线。“现实主义冲击波”中最初的工业文学代表性作家通常是指“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刘醒龙、肖克凡、张宏森等,比如何申的《年前年后》(1995)、谈歌的《大厂》《车间》(1996)、刘醒龙的《寂寞歌唱》《分享艰难》(1996)、肖克凡的《黑砂》《最后一个工人》(1996)、张宏森的《车间主任》(1997)、隆正彪的《卖厂》(1996)、关仁山的《破产》(1996)等,这些作品大多为中篇小说,主要叙述了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工人的艰难生活、理想追寻与困境追问。这个时期,中国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使得长期在计划经济温床上养成的企业工人开始坐立不安,腐败问题与金钱至上的观念也在侵蚀着人们的思想与灵魂。这一时期的工业文学题材作品中开始出现新的人物形象,比如“腐败分子”“暴发户”“钉子户”等,这些文学作品有一个难能可贵的文学精神与创作勇气,那就是作家们直面社会现实,深刻透视社会的病态,宣扬社会正义与诗性正义。21世纪的最初十年,是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的关键十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十年,也是中国文学百家争鸣、空前繁荣的十年。进入21世纪以来,先后比较有影响力的工业文学作品有王立纯的《月亮上的篝火》(2005)、肖克凡的《机器》(2006)《生铁开花》(2011)、王十月的《国家订单》(2008)、焦祖尧的《飞狐》(2007)、贺晓彤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2008)、曹征路的《问苍茫》(2008)、刘庆邦的《红煤》(2009)、李铁的《长门芳草》(2007,后改名为《热流》)以及近年蜚声文坛的同样从黄石冶钢走出去的当代散文作家塞壬(黄红艳)的《无尘车间》(2023)等。这些作品视野更为开阔,有的是揭示全球化时代工业生活的真实图景,有的在叙述工厂发展的艰难步履,有的在探寻企业改革的路径,有的在思考工人的地位和处境等。宏大的社会背景延伸了作家的思维和广度,他们开始从文学角度聚焦经济发展,对社会经济形态有了更加理性的认知和思考。

随着中国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中的迅猛崛起而成为“制造大国”,中国文坛涌现出了一批从事新工业文学创作的现当代作家,比如航天工业文学代表性作家李鸣生历经二十年创作的“航天七部曲”《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远征三万六》《中国长征号》《千古一梦》《发射将军》(2015),70后作家邹元辉近年创作聚焦中国石油化工领域的创业史,创作化工文学“姊妹篇”《历程》《涅槃》,以及“新中国石油化工史诗”三部曲《启航》《远航》《续航》(2023)。李健伟、朱六轩联合创作出版长篇纪实小说“痴心三部曲”《破冰》《苦恋》《圆梦》(2023)等。以“新工业”“新发展”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也渐入佳境,出现了刘铭的《潮涌东方》(2021)、老藤的《北爱》(2023)等作品,在表现产业或企业凭借新质生产力脱困腾飞的同时,生动地塑造出了体现新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人物形象。化工工人出身的邹元辉从创作聚焦当代中国石油化工领域(镇海炼化)创业史、改革史的长篇小说姊妹篇《历程》《涅槃》,到“中国石化三部曲”《启航》《远航》《续航》等系列作品,邹元辉在向中国石油化工工业的伟大征程汲取创造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养分,他创作的化工题材系列作品因极具新时代工业叙事特色,而在文学界获得较好反响,形成一个新时代“工业人写工业”文学样板。同样,钢铁工人出身的罗日新,凭借自己的创作实力,也和“邹元辉们”一道汇入中国当代新工业叙事的文学浪潮,历经十四年创作出版长篇小说《钢的城》(2022),荣获湖北省第十一届屈原文艺奖、第八届湖北文学奖,以及参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罗日新在商业与文学上的成功,仿佛告诉我们一种理想人生的悖论与逆袭:“不会炼钢卖钢的企业家不是一个好作家”。总而言之,长篇小说《钢的城》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钢铁工业题材的重要收获,它生动再现了黄石这座滨江城市的百年工业历程和几代钢铁工人的心灵史,也呈现了罗日新的“人生三部曲”:炼钢,卖钢,写钢。

从《钢的城》的小说构思来看,罗日新显然是有所准备的,或者说,罗日新为了写出这部传记式的长篇小说,内心打腹稿打了几十年,也从文学阅读到文学创作,再到文学经验与文学素材,处心积虑了几十年。这个腹稿其实就是写作者最纯粹的写作思路与灵感的积累。很多诗人和作家都有“打腹稿”的习惯。著名历史学者余英时经常把“腹稿”一词挂在嘴上,他给学生上课是从来不带笔的,之所以能做到如此自信,其实其中存在着一个“秘密”,那就是余英时先生养成了随时打腹稿的习惯,一旦动笔或开讲就会滔滔不绝,文思泉涌。歌德为了写《浮士德》,从23岁开始打腹稿,到83岁才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浮士德》堪称一部“伟大的腹稿”。罗日新还是一位企业家,走南闯北,不可能随时有一个合适的写作环境,但是通过打腹稿、记笔记的形式完全是可以把自己的写作思路和人物对话、小说叙事结构进行一个详细规划的。罗日新的小说腹稿来自哪里呢?很显然,他的小说腹稿来自他的父母辈,来自他的人生经历,来自他的同事、工友、恋人的故事,来自黄石这座英雄城市可歌可泣的历史,正是这些刻骨铭心的大故事大人物、小故事小人物构成了他的小说腹稿。或者说,作者正是通过打腹稿,来构建他小说中极为重要的文学策略——底层叙事。

罗日新在小说中叙述的底层人物就多达三十多个,比如祝国祥、祝永明、傅长厚、俞老头、赖子、毛仁银、刘胜利、叶老实、活宝、田鸡、大头、薛三妹、范小桃、吴回芝、祝母、祝国英、蔡红、小陈、曾小丽、周喜、马歪嘴、钱老八、赵驼子、黄毛、林佩兰、夏君等,这些底层人物的命运各不相同,而又彼此纠缠,比如赖子、毛仁银、活宝、王贵、大头、范小桃、吴回芝,曾与小说主角祝大昌一起下放金牛知青农场,离开农场分散后各自命运又各不一样。傅佳钢是祝大昌的发小、祝大昌的初恋薛三妹的丈夫,1999年东窗事发进了监狱,十年后却又成了柑橘专业户。祝国祥是祝大昌的弟弟,临江钢厂修理工人,1995年下岗,创业失败后染上赌瘾,致使哥哥的江阴钢铁厂破产,逃亡中车祸身亡。田鸡是临钢平炉分厂炉前工人,下岗后到周边农村贩卖收购古董,后经营古董店。马歪嘴是一个私营老板,黑社会势力代表之一,也是周喜盗窃镍板的销赃点。周喜是临钢平炉分厂钳工大组工人,和哥哥周旺一起盗窃镍板,后加入马歪嘴黑帮团伙,判刑入狱。钱老八是临钢大集体工人,下岗后与马歪嘴团伙产生矛盾后进行武力火拼,结果被抓捕。黄毛是临江自行车厂的下岗工人,是祝国祥的小跟班。祝大昌的初恋薛三妹后来成了傅佳钢的妻子,当上了马家嘴小学校长。曾小丽成了傅佳钢的情妇。朱美美成了祝国祥的第二任妻子。祝国英是祝大昌的妹妹,大集体下岗工人,房子拆迁后,在哥哥祝大昌的支持下进行创业。而小说主人公、临江公司的总经理祝大昌同样也是从社会底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在小说中依然没有摆脱底层叙事的宿命。祝大昌青年时期下放金牛农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临江钢铁公司,先后当过火车连接工、平炉炼钢工、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1997年下海后成为民营企业家,然而到了2017年,祝大昌人生跌入底谷,公司破产。破产后,妻子范小桃陪同考上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儿子远赴英国。

“底层”一词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中国学者将其翻译为“属下”“下层阶级”等含义,后来逐渐在当代叙事理论中得到重视,并促使“底层叙事”演变为新世纪以来影响很大的一种文学思潮和研究对象。“底层叙事”是一种在文学、影视等艺术领域中,以关注社会底层群体为主要内容和视角的创作方式和叙事模式。2004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底层叙事”风格的作品曾一统当代文学期刊的小说板块,随着《人民文学》掀起“非虚构”写作新浪潮,“底层叙事”更是找到了最为理想的当代现实主义文学载体。罗日新甚至在小说腹稿中,都想到了如何将自己生命记忆中的重要人与事,通过非虚构叙事、底层叙事、日常叙事的方式互补交叉地切入到小说的提纲计划中。比如,“祝大昌”和“易国兴”这两位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其实暗含了作家罗日新个人的理想主义情怀,作者把个人品质、个人意志、人生立场、社会认知,以及职业操守和道德操守大部分寄予在这两个人物形象中,或者说,在底层叙事中,暗含了部分现实人物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正是底层叙事的运用,让小说变得生动有趣,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并且具有强烈的地方主义带入感,包括小说人物的地方语言对话,让小说读者在本土化的语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

罗日新的底层叙事主要聚焦于与临江钢厂联系紧密的社会底层群体,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下岗工人、郊区农民、失业青年、黑社会团伙、个体户等。这些群体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权力资源、政治资源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是社会结构中的边缘群体。罗日新的底层叙事的意义正是在于他书写底层民众在生存困境中的人性景观,在小说中再现了他们处于生存困境中的生命情怀、血泪痛苦、挣扎与无奈,深刻揭示他们的精神坚守与人格裂变。同时,他们在面对社会变革、时代变迁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变化,以及他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历程中的渴望与挣扎。通过底层的自我表达和作者的自我表达,来交互呈现底层叙事的深刻性以及《钢的城》的文学使命意识。

罗日新笔下描绘的临江钢铁厂全貌和他所叙述的创业历程、“企业与人”的悲欢离合,以及它在城市中所占的地位,无论是经济上的,文化上的,还是政治上的,都是一座社群式的“巨型工厂”。乔舒亚·B·弗里曼在《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巨型工厂,给我们留下了复杂的遗产和许多教训。它以实际、具体的方式展示了人类掌握自然的能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极大地提高了数十亿人的生活水平,但也呈现了对地球的掠夺与伤害。它阐明了工作、自由与物质进步之间的深刻联系。它揭示了美不仅存在于自然界,而且存在于人造世界、劳动及其产品中。劳动人民渴望支配自己的生活,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正义。”同样,罗日新笔下描绘的临江钢铁厂,也让我想起美国东北部的洛厄尔工业城。

洛厄尔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的梅里马克河流域,市域面积37.7平方公里,人口约11.7万。它是美国最早经规划建立的工业城市之一,成立于1823年。在19世纪,随着纺织业的兴旺迅速成长壮大,洛厄尔成为了盛极一时的城市,19世纪50年代,洛厄尔拥有美国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成为“美国工业革命诞生地”。20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棉纺织工业南移,洛厄尔一度成为“衰败的工业荒漠”,城市人口急剧下降,经济陷入低谷且每况愈下,成为去工业化的牺牲品。20世纪70年代,作为重要的复兴战略,洛厄尔成为美国国家公园历史上第一个城市工业遗产地(国家公园),遗产保护带动了城市空间、经济、文化的全面复兴,并在七八十年代小型计算机产业的拉动下重新崛起。

目前,洛厄尔工业城的人口数量已经与20世纪20年代的巅峰时期基本持平。中国的钢铁厂,部分的创业经历与洛厄尔工业区极为相似,但又不全是“洛厄尔模式”,也不全是“洛厄尔式工业区”。中国的钢铁厂有它的中国特色,而长篇小说《钢的城》中的临江钢铁厂就是中国特色的钢铁厂在工业文学书写中的一个杰出典范,同时也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与改革开放的精神光芒。黄石冶钢是中国著名的钢铁企业之一,洛厄尔工业城是美国东北部的一座城市,两者虽无直接关联,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黄石的大冶钢铁厂和洛厄尔工业城都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崛起的,也都有着较为完善的工业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以及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都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典型代表,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和借鉴意义。长篇小说《钢的城》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学意义,就是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几代人创业历程以及城市钢铁叙事成功地再现了一个类似“洛厄尔式”的钢铁城市百年基业与钢铁工人、城市移民的奋斗史与心灵史,因此可以说《钢的城》也是洛厄尔式的钢铁街区缩影,一部中国钢铁城市的史诗。

布里埃尔·维南特的学术著作《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开篇即引用了美国左翼文学批评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名言:“历史是伤痛”。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高度评价《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一书,认为它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和深刻洞察力的历史著作”,“围绕匹兹堡这个钢铁之城的衰落所引出的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探讨,引导我们走进美国所谓的‘铁锈地带’,观察由于炼钢业的萎缩造成的城市衰落,由此衍生的不平等、种族歧视、贫穷等问题。医保作为全书的主题贯穿始终,既有宏大经济和社会福利问题的分析,又有微观个人故事的讲述,结合了劳工史、社会史、政治史和医疗史,对我们了解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提供了一本有趣而深刻的参考书。”我忽然意识到此书,亦可成为读者加深理解罗日新的《钢的城》的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的学术参考读本。让读者从洛厄尔工业区到匹兹堡钢铁城市,再到罗日新笔下的“临江钢铁厂”,从中可以找到美国和新中国在不同时期发展“工业化”“去工业化”道路的进程中所遇到的历史性困境,以及现实问题的共同点与差异化反思,无疑可以促使我们阅读罗日新的《钢的城》,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譬如,布里埃尔在其书的导论中谈及“工人是如何消失的”的灵魂式拷问,就让我想到罗日新《钢的城》中多次出现的下岗工人的叙事情景;布里埃尔在第五章谈及“工人阶级的回收”,不禁又让我想起罗日新笔下的“下岗工人再就业”;洛厄尔工业区、匹兹堡钢铁工业城的社会结构是围绕着钢铁工业编织而成的,同样,临江钢铁厂的社会结构也是如此,正如罗日新在小说开篇不久即对临江钢铁厂进行了一段历史性的陈述与交代,小说为何取名“钢的城”可谓“点睛之笔”,就让这部小说的点睛之笔作为本文结尾吧:

临钢有百年历史,前身是晚清洋务运动中,总督张之洞主政湖北时兴建的汉阳铁厂,也是当时清政府治下唯一的新式钢铁企业。后来盛宣怀任经理时,奏请清廷,合并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改为官督商办,成立了汉冶萍铁厂矿有限公司,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中间有一段时期曾被日本人控制,抗战结束之后才回到中国人的怀抱。一九四九年之后,钢铁厂重新兴盛,位居中国八大特钢企业之首,有“共和国工业摇篮”的美誉。这摇篮里,有数万名工人、数万个家庭,由此又衍生出为这数万家庭服务的行业:医院、学校、托儿所、菜场、商店、电影院、广播站、邮政所、银行、饭馆……钢厂于是成了钢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