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好西藏故事，如何呈现现代化进程中西藏人民的真实境遇，是当代每一位藏族作家需要不断追问和思考的重要命题。为此，阿来、扎西达娃、格绒追美、万玛才旦等藏族作家在面对“现代性焦虑”时，不同程度地展开了救赎之路的探寻，虽然他们的探寻路径、叙述策略、艺术风格和关注焦点不尽相同，但作家们对藏地神山、圣水的深沉爱意，对藏族人民精神信仰的真挚情感却异曲同工。遗憾的是，2023年5月万玛才旦骤然离世，让人深感悲痛的同时，不得不将他的艺术创作问题和价值评价提早纳入考察视野。那么身为藏族作家的万玛才旦所表现的藏地生活有什么独特之处？他是以怎样的叙述方式和母题设定来呈现平静如水却又充满困境的藏地生活的，又是如何化解现代与传统、神圣与世俗互相抵牾的困境的？除此之外，万玛才旦在艺术创作中对于救赎之路的探索做出了怎样的尝试和努力？“寻找”救赎路径的多重尝试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这些都是万玛才旦艺术创作的重要议题，也是解读万玛才旦艺术创作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需要我们予以独特观照和严肃审视。
一、呈现困境：现代文明与藏地文化的抵牾
藏地在世人眼中一直都是古老而神秘的存在，它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和地理知识，而且还承载着神秘的宗教密码和悠久的民族文化，持续建构着神圣的艺术世界，为文学书写和艺术创造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这深沉而独具魅力的藏地世界是不计其数的艺术家、探险者和信仰者争相描摹、挑战和膜拜的神奇空间。曾被赞叹“创造了藏民族的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1]的万玛才旦不仅创作并出版了多部文学作品，还改编了诸多电影，一度引领“藏地新浪潮”，拥有了作家、编剧和导演的多重身份。他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姿态和藏族导演的身份重返西藏，饱含反思精神地带领一众人物走出藏地，强化了西藏文学和影视作品的独特韵味，试图更好地解开“藏地的文化密码”。在此过程中，万玛才旦关注到藏族文化在现代文明和资本制度冲击下的尴尬境地，进而展开了对当下社会一个论争不休的命题的思考，即对传统与现代之间既紧密联系又紧张对立的张力关系的思考。毋庸置疑，现代与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龃龉，但是如何向读者呈现抵牾式的困境，如何消解困境带给人们的精神焦虑，才是万玛才旦创作的一个核心议题。
（一）白描手法：真实复现藏地人们的精神困境
现代与传统的抵牾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阿来也曾在“山珍三部”（《三根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中表达了对当今社会中人们过于追逐资本而忽视神秘文化和生态保护所带来的恶果的忧虑，并在《空山》中为读者呈现了“因时代的动荡导致的中国乡村人与自然都付出了惨重代价”[2]。同样身为“藏地之子”的万玛才旦也对现代藏地人们的生存困境予以了独到关注，但不同于阿来的是，万玛没有过多着墨于传统与现代、神秘与世俗的激烈冲突，也没有一以贯之地表现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而是别出心裁地以一种“静静流淌”的叙述方式和白描的手法来刻写藏地人们的日常生活，诉说着现代文明向传统文明的渐趋渗透，从而饶有兴味地反映了传统与现代的背离与弥合，并彰显了它们之间最终的和解与共融。
现代之风侵染藏地，藏地有保留亦有改变，而万玛才旦关注的正是处于革新和保守之间的人们，也是处于选择困境之中和精神焦虑之中不知所措的人们。不同于将西藏神秘化和魔幻化的作家，万玛才旦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并不刻意追求矛盾的激烈化和戏剧化，而是白描式地呈现世俗化和日常化的生活情境。他曾在采访中表明：“由于现代理性的渗透，我对于藏区的人、事的感受，已经不是那么纯粹了。”[3]证实自己的确受到了现代文明和思想的影响，但也明确表示：“我并不拒绝现代化，我的作品呈现的也并不是现代和传统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只是一种现实的状态。”[4]不可否认，万玛才旦的小说和电影往往以微观视角切入，利用白描的手法将藏地普通民众和喇嘛僧侣纳入国际化的视野之中，反映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活现状和精神焦虑。例如《塔洛》就是以塔洛这样一个父母早亡、亲戚不管的放羊娃为主人公，他独来独往没有朋友，甚至没有人呼唤他的姓名，而代之以绰号“小辫子”。即使如此，他也一样要面对现代化社会进程中社会集体对个体身份确认的问题，于是他被要求进城拍照，办理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身份证”。当他为拍证件照而进入德吉照相馆时，呈现在他面前是一对正在拍照的夫妇，这对夫妇拍照的背景图由三个具有标志性的建筑构成，即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北京天安门和纽约自由女神像。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地理空间和人物事件，在小说中并没有出现，但是在电影中却同时出现在了镜头当中，这绝非偶然，而是作者刻意为之，以便于更直观更具体地展现现代文明闯入藏地的故事文化背景。
万玛才旦的诸多影视作品如《气球》《撞死了一只羊》《塔洛》等也都没有采取刻意迎合现代文明的叙述方式，而是采用了缓慢的语调和藏语语言进行叙述。这种朴实无华、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与炫技式的现代影视技术形成了鲜明对比。毋庸置疑，这样的叙述方式和藏语配音必然会使影片丧失一部分的读者和观众，但万玛才旦坚持如此，是在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自己对家乡古老文化的记录和见证、对受到现代文明冲击的人们精神困苦的隐忧、对充满诱惑与危险的现代化世界中人的生存境遇的担心。除此之外，万玛才旦在缓慢平静的叙述中，为影片又配备了嘈杂的背景音乐和市井的喧闹声，塔洛原本安静祥和的精神世界与喧嚣吵闹的街道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乡村人物塔洛缓慢而平静的生活心态与嘈杂而喧闹的现代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表现了塔洛从乡村步入城市时的无所适从、格格不入与惶恐不安。
万玛才旦将现代视野与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相融合，从中洞察藏地文明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碰撞，多维解读“藏地密码”的同时，透视藏族民众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人性情感。他的作品一方面呈现了渺小生命的卑微与平庸，另一方面又将他们搁置在关涉世界大事的宏观时代背景之下，反映着时代变迁对人们琐碎生活的影响，尤其突出了传统与现代在这些小人物身上撞击出的思想火花，展现了这些平凡人物精神世界的撕裂与他们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如《艺术家》《黄昏·帕廓街》和《八只羊》等，都是以藏地的平凡小人物为切入视角，开始了“外来者”与“本土人”“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难能可贵的是，万玛才旦的作品并不单纯反映现代文明的优越与弊端，也不简单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保守，而是展现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神圣与世俗、神秘与科学融通共在的世界。正如万玛所言：“‘混沌’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也是对这个世界的准确呈现。世界对我们在场，它的面貌不可能完全清晰。”[5]《艺术家》中，老喇嘛也曾向小喇嘛解释世界道：“这个世界就像是从镜子中看到的物象，看起来很真，但其实那是虚的，不真实的。”[6]因此，当作者在面对纠缠不清又不分高低的传统与现代文化时，采用了一种外来的“陌生化”的切入视角，来审视个体心灵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纠葛。
总体而言，万玛才旦的艺术创作是在借助白描的手法，以一种饱含深情又客观冷静的语调，用不介入、不评判的姿态，将普通人的凡俗生活饶有兴味地呈现了出来。如万玛才旦所言：“你在作品中提出了问题，不一定要给出答案，呈现了那个状态，不一定要很明确地体现自己的观点。”[7]这种以“客观呈现”取代“热情讲述”的方式，将藏地的日常生活和真实场景呈现在读者眼前，使得藏民族的文化书写中灌输进文化传统的内里，并审美地展现出渗透于其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和藏民族的现代境遇。可以说，万玛才旦不着痕迹的叙述策略，摆脱了少数民族作家标签化的创作模式，逃脱了民族文化身份的钳制，为民族文化的在场书写提供了新的路径与可能。
（二）荒诞叙述：凸显现代与传统抵牾的现实困境
万玛才旦曾坦言自己借鉴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深受卡夫卡、贝克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万玛才旦不仅善于借鉴寓言式和复调式的写作技巧，还广泛运用象征、隐喻、陌生化等艺术手法，使作品充满荒诞与魔幻色彩，同时又尽可能地建构开放式的文本，为读者提供较为广阔的阐释空间和丰富的解读意蕴。譬如，《嘛呢石，静静地敲》《午后》《陌生人》等作品都叙述精练，但充满了“陡转急下”与“峰回路转”的情节，时而营造一种荒诞无常之感，时而营造一种天地混沌之感。正如万玛才旦采访中所言：“对这个世界的整体认识，可能就是一种荒诞和无常的感觉。”[8]这种荒诞之感在渗透进藏地人民平静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为读者建构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现代主义精神世界。混沌感来源于“世界处于一种失序或者说充满偶然性的状态中，这对于理性世界中的人来说恰恰是神秘的”[9]。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现代主义的叙述技巧，也来源于对古老神秘的藏地传统的书写和对开放包容的现代文明的描绘，以及对两者之间互生互悖张力关系的真实呈现。
万玛才旦曾在采访中讲道：“忽然回去，会有一种恍惚感、陌生感，那种变化很触目惊心。”[10]为了更好地呈现藏地人们看大千世界的新奇感，表现外来者看藏地的艺术感，万玛才旦的诸多作品中都有“他者”身份的介入，也有陌生化的艺术手法和叙述口吻的干预。例如《黄昏·帕廓街》就以游客视角来观察朝圣者，“那些磕长头的大多灰头土脸的样子，略显疲惫，却又目光坚定”[11]。同时朝圣者也会反观游客，将他们看成是身上挂满各种相机的家伙。双方都代表了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审视，即朝圣者认为朝拜是神圣的、虔诚的，他们厌恶游客那猎奇的，甚至是戏谑的态度，而游客们则认为朝圣者的行为是游戏的、艺术的，于是用观赏和娱乐的态度予以对待。这种视角的异样和人物态度的反差，最终都在万玛才旦平静的叙述当中呈现，从而使得“一种冷静的光芒穿透荒诞，故事的背后悬置一把对现代性和世俗的批判利刃，斩开束缚个人命运和孽缘的囚笼，让个人重获心灵的自由”[12]。由此，万玛才旦运用现代主义创作技巧描绘出的藏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富有鲜明的神秘色彩，还蕴含了深邃的哲学韵味。
《午后》中，万玛才旦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急于与情人幽会的少年恍惚中错将白日当作夜晚而扛着梯子去爬房的故事，这略显诡异的喜剧化场景颇有荒诞派戏剧的韵味。在此，万玛才旦将人物平静的日常生活置于莫名的困惑之中，以突然的转折和恍惚的瞬间来结尾，凸显了作家对传统写作模式的突围，实现了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探寻和追问。再如，在《嘛呢石，静静地敲》中，万玛才旦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神圣与世俗混沌不分的世界，洛桑是一个酒鬼，他的话常常被人视为胡话，但他却坚信自己听到了去世老人雕刻嘛呢石的声音，并向人们证明自己能通过梦境与老人沟通。在此，万玛才旦不仅设置了荒诞的“人鬼对话”“夜间托梦”等故事情节，还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人鬼不分、真假难辨的现实世界。但这部作品所要呈现的绝不只是一个荒诞的世界，而是在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尝试“去标签化、去身份化”书写，以实现传统与现代、神秘与科学的对话与融合。可以说，万玛才旦基于藏民族日常生活的荒诞化叙述，将藏地纷繁复杂的文化和丰富的心灵世界呈现于世人面前，为汉语写作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注入新的想象力和生命力。
《陌生人》讲述村庄里来了一个寻找卓玛的陌生人，在他丰厚报酬的激励下，“我们”找来了二十个卓玛，且每个卓玛的外貌、年龄、心态都迥然不同，但“我们”再找不出第二十一个卓玛来。故事的结尾，陌生人没有找到第二十一个卓玛，但是他最终还是带走了被自己否认了的第一个卓玛，而后村长的儿媳妇又生了一个小卓玛。二十一个卓玛其实是陌生人在佛经当中看到的二十一个度母，是集所有美好理想于一身的神仙卓玛，所以陌生人寻找的结局注定是失败的。一方面，陌生人在神圣的西藏寻找佛经中的美妙卓玛，实质上就是在现实当中寻找佛经里的天神，这种不切实际的寻找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被赋予了荒诞且悲哀的色彩。在此之外，整个寻找的过程充满了打闹和戏谑，使得作品透露着一种“等待戈多”式的荒诞意味，但陌生人严肃而执着的态度又为这种寻找增添了殉道者的气息。另一方面，陌生人没找到的那个卓玛又为读者留下了解读和遐想的空间。陌生人离开后，小卓玛诞生，她是陌生人要找的卓玛吗？依据寻找的荒诞过程推测，大概率不是，而“我们村”依然保持着有二十个卓玛的现状，依然保留着没找到第二十一个卓玛的缺憾。由此，故事陷入了一种不完美的境地，现实的残缺历历在目，人们匆匆而过，大部分过着自己的生活，看着来去的行人，感叹被带走的不是自己，都在失望中陷入迷茫。那么陌生人寻找的意义就会因此失效吗？当然不是，陌生人在寻找的过程中所消耗的金钱、人们争吵的过程都极具意义，且他最后还带走了小卖部里那一个名叫卓玛的女人，这都是他努力寻找过的证据。充满“哀伤与疲倦”的陌生人为寻求自度而展开的这场寻找就好像是一场殉道的仪式，它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耐人寻味的意义，“含蓄地隐喻甚至象征着现代人灵魂的失落与彷徨”[13]。最终我们收获的也是没有结果的结果，不完满的结局，表现了人们心理期待和现实情况、理想想象和真实生活之间的断裂，流露着哲学未满的韵味。
二、尝试和解：理想信仰与现实生活的弥合
藏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宗教气息，它蕴含着人们神圣信仰和高洁理想的同时，又承载着无数人千百年来的物质欲求和琐碎生活，进而造就了“神圣的地理空间”和“古老的世俗文化”的共在与融合。与此同时，不计其数的外来者的涌入又不断带来新的文化，使藏地的生活不断遭受冲击和质疑，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我们该如何自处？是垂死挣扎还是视而不见，是顽固对立还是曲意迎合？万玛在自己的创作中是如何处理这种矛盾的？事实上，“在藏人艺术家个体身上，或他的作品里呈现的一些特质，是跟他的文化，跟他的传统，跟他的信仰有关联的”[1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语境的不断开放和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揭露藏地的神秘面纱，展现其真实面貌并将其呈现在世界面前，成为这个时代藏族作家热衷表达的主题之一。同样，万玛才旦也聚焦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关系，但不同的是，万玛创作的目的不在于呈现尖锐的矛盾冲突，也不在于表达对传统文化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的隐忧，而在于通过呈现藏地神圣与世俗矛盾、理想与现实对立、信仰与生活断裂等张力关系，真实再现藏地富有宗教文化韵味的风土人情和民生百态。可以说，万玛才旦以对藏民平静日常生活的叙述来解构“对立”，以和解的态度审视和反思“对立”，并尝试以亲情和人性的温暖来化解矛盾，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弥合，试图探索一条出路。
（一）问题设置：二元对立模式的建构
几乎每一个作家都会受生活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在藏地，现代性与传统性对立的症结在于一度神秘且保守的藏族文化已然不能对抗五彩缤纷的外部世界，而虚幻的外部世界也不能填补当下藏族人的精神困惑和情感欲望，于是人们不得不重返或逃出传统来获取更多的养分和资源。在此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遭受挤压、失败和痛苦，所以需要不断调试，找到自我与外部复杂世界的平衡点，从而更好地生存。那么是什么样的困境一直牵动着作家乃至所有藏族人民的内心？万玛才旦对人的生存困境给予了怎样的观照？他是如何反映人的生存困境的？万玛才旦将自己关于现代与传统关系的这种客观的态度和审慎的思考融进艺术作品之中，凸显二元对立的模式，以期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在此基础上，万玛才旦还尝试探索解救之路，向读者传达了传统意象和生死追问的隐喻性内涵，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生活境遇的独特观照。
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曾经在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说：“神圣世界与凡俗世界总是相互对峙着……神圣世界在对抗凡俗世界的同时，又旋即在所及之处渗透其中。”[15]同样的，万玛才旦也关注到了神圣与凡俗的关系，不同的是，涂尔干探赜的是宗教信仰的概念、形成和发展问题，而万玛才旦展现给观众和读者的则是藏地人们那充满神秘气息、质朴情感和理想信仰的精神世界，以及人们在信仰与现实之间抉择的挣扎与困苦。陈丹青曾在《故事只讲了一半》的代序当中说，藏地人们的质朴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宗教，“然而万玛的影像故事处处是我们时代的日常生活……他的写作还活跃着另一种想象力，指向藏地的神话与民间故事传统，讲说奇幻故事，而其中的人物似乎个个活在今天的藏地”[16]。换言之，是藏地的宗教信仰、现实生活和诗性想象共同成就了万玛才旦的艺术世界，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是真实与想象的结合体，也是他驻足当下回首过往，反思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神圣与凡俗等张力关系的艺术结晶。所以，万玛才旦笔下藏地的宗教信仰已经内化进人物的生命和灵魂，人物的生存境遇往往与深邃的宗教思想纠缠不清，他们受宗教信仰救赎的同时，也被其紧紧束缚着。据此不难发现，万玛才旦笔下神圣的信仰与世俗的生活之间，不仅是一种试图挣脱和逃离的关系，也是双向奔赴、互相救赎、共生互补的关系。
万玛才旦对问题的反映往往见微知著，即以细微渺小的叙述视角切入，在关注平凡人物的生存现状和悲苦命运的同时，还安排了外来文化的面相，在反映代表传统文化的藏地人民生存现状的同时，又使他们切身感受到大千世界的时事巨变与惊涛骇浪，表现他们无一例外被时代裹挟的状况。例如《八只羊》中，生长在保守的、封闭的藏地的少年甲洛与代表新奇的、有趣的“老外”之间展开了一场颇有趣味的交流。甲洛是自幼便失去了母亲的放羊娃，“老外”则来自美国纽约，他们言语不通的对话中却蕴含了一些特殊的哲学韵味。甲洛自说自话地讲述自己的全部价值——小羊，以及小羊被狼咬死时自己的伤心，“老外”则悲伤地讲述着自己远隔千里的亲朋好友在9·11事件中遭受的厄运。这样看似荒诞不经、牛头不对马嘴的交流，让对话双方的伤痛不被彼此理解，却又真实地反映了当下藏地人们面对新时代、新环境时“失语”的困境。但是，即使9·11事件看似与放羊的孩子无关，即使语言的障碍使甲洛与老外无法正常沟通，可他们却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悲伤情绪，感知到世界对自己的影响。这种在某种程度上的情绪同频，让甲洛小心翼翼地安抚对方，达成“无效对话”的和解。所以说，如果现代文明与传统社会的交流如甲洛和老外的对话一样陷入桎梏，那么有意义的便是陌生人之间力所能及的善意与慰藉。
万玛才旦笔下的人物在信仰与现实之间并不能毫无波澜地进行抉择，而是在选择的过程中极尽挣扎，甚至沉沦下去。例如《气球》中，卓嘎面对着家中的经济压力和代表科学的医生周措的好意劝说，决定不再继续生育子女来增添家中负担，但也正在此时，活佛却预言突然离世的爷爷将在不久后转世轮回到他们家中，恰巧，年幼无知的两个孩子偷了家里的避孕套去当气球吹，卓嘎意外怀孕。此时，卓嘎被放置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一面是现实生活的困苦和拮据，另一面是丈夫、孩子执拗地要将“亲人的转世”留下。生命、伦理、亲情、信仰和经济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家庭内部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达杰和卓嘎之间的这种龃龉看似只是家庭的内部矛盾，实质上却蕴藏着宗教信仰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剧烈冲突，反映了信仰坚守的不易，也说明了生存的艰难，从而传递出贯穿于生命存在的绵延不绝的无奈与哀伤之感。
遗憾的是，兼具作家和导演身份的万玛才旦的精神世界，往往被解读为现代与传统、神圣与世俗、冷静与狂热、藏地与外界等“二元对立”的绝对化场域。这一解读的问题在于，不仅忽略了万玛才旦对当下藏族人民生存现状的思考和精神焦虑的隐忧，也没能有效解读出万玛才旦想要表现的波澜不惊又荒诞无常的现实世界。那么如何在有限且荒诞无常的生命中，获得绵延不绝的意义和无有穷尽的智慧，从而探索出一条自我救赎之路呢？万玛才旦在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抵制现代社会精神荒原化的同时，也剔除了一味固守传统的可能性，所以给读者一种二元对立的假象，实质上，他是为了挣脱二元对立的钳制，探索救赎与和解的别样出路。虽然这种另辟蹊径的努力易于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给人以无所作为之感，但正是这种困境的逼真再现，才彰显出万玛才旦独特的艺术创作魅力。
（二）尝试和解：精神信仰和温暖亲情的救赎
万玛才旦曾说他只是呈现真实的藏地生活，同样的，他对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也只是呈现，而不是批判，他对于传统文化有惋惜之情，但是更多的是真实地呈现困境，而非刻意建构对立关系，这样的写作设定就为后面“和解”路径的提出创造了顺理成章的契机。换言之，万玛才旦的作品充满了对信仰与生活、理想与现实二元对立因素的书写，但如若只看到二元对立，便会使我们陷入话语涉险的境地，毕竟对立不是目的，而只是作家思想展现的方式与方法。正如万玛才旦在采访中所言：“艺术就是一个自我表达的需要，但这个表达并没有树立假想敌，并非为了与现实对抗，可能也有对抗的成分，但那不是目的之所在。”[17]所以，如何消解对立带给人们的精神焦虑，如何化解二元对立下人的生存困境，才是万玛才旦创作的一个核心议题。关于此，万玛才旦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来应对现代文明的冲击，并从宗教和亲情中汲取力量，试图解决人的精神困境。
首先，万玛才旦对待传统与现代持一种开放与包容的姿态。无论是《八只羊》中甲洛不顾别人劝阻与老外展开的交流，还是《艺术家》中老喇嘛、小喇嘛与外来者的接触，都表现了这一点。虽然这一过程伴随着担忧与焦虑，但万玛始终以一种批判反思和兼容并包的姿态在虚心观察和接受。在万玛才旦笔下，老外或者艺术家们，不是以一个先进文明对传统文明的拯救者和破坏者的姿态进入故事的，而是以一个厌倦了城市喧嚣，渴望平静与安宁，试图回归神秘世界去寻找创作灵感的形象出现。例如《八只羊》中，老外翻开高楼林立的纽约画像感慨道：“这就是我的家乡纽约，别人说这里是人间天堂，但是我不喜欢这里，我实在受不了在那儿的生活，我喜欢这儿宽阔的草原，纯净的蓝天，我认为生活总是在别处。”[18]再如《艺术家》中，北京来的行为艺术家对朝圣老喇嘛的赞叹：“这才是伟大的艺术家啊，用身体丈量土地的博大，用身体和土地做最亲密的接触，用身体接近心中的圣殿!”[19]万玛才旦作品的张力就隐藏于平静而缓慢的叙述之中，其蕴含着原始与现代、停留与出逃、平静与动荡碰撞的火花，并将这一紧密联系又紧张对立的关系蕴藏于每一个不动声色的平凡故事之中。
其次，由于历史悠久的宗教信仰已经内化进了藏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因此“信仰”便也不自觉地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领域，干预人的生存和思想，影响人们的行为和选择。在《撞死了一只羊》之中，卡车司机金巴撞死了一只羊，于是花钱祈求喇嘛超度羊，并有偿寻求乞丐的帮助将羊抬到天葬台去喂秃鹫，而后又去购买羊肉送给自己的情人。这样的行为有一种南辕北辙的荒诞韵味，但是如果将这一故事放置在藏地充满宗教信仰的文化背景之下去理解，便不难发现，在金巴的眼中，意外撞死一只羊是一种难以饶恕的罪孽，他需要赎罪、去超度羊才能获得安宁与救赎，但他送人用的羊肉却是通过“购买”这一正当途径获得的，是可以送给心爱之人安心享用的礼物。在金巴眼中“被撞死的羊和被屠宰的羊并不一样，至少它们在故事中的指涉不同，分别代表藏地‘世俗的’与‘信仰的’两种共存的生活态势”[20]。金巴的举动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与敬畏，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世俗生活的响应与认可。金巴这一人物代表着信仰与现实的融合，彰显了一种原始的、虔诚的信徒与现代的、世俗的世界的龃龉，从而传达出一种对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双向超越。
万玛才旦在表现藏族民众对信仰坚守的同时，又摆脱了盲目信仰的窠臼，选用了解构的手法，不断地反观和审视那魅影重重的宗教世界。例如《乌金的牙齿》中的“我”就以一个活佛发小的口吻和内在参与者的身份叙述着乌金的故事：“乌金被认证为转世活佛之后，村里流传着关于乌金出生时的各种殊胜怪异的事情……这些我都不是很相信，但又不是完全不相信。因为我和乌金的特殊关系。”[21]在“我”的眼中，乌金只是一个数学很差的玩伴，是个稀松平常的普通人，当父母让我跪拜他时，“我”却以一种怀疑的眼光解构他作为活佛的神圣光环。乌金圆寂了，由于一些机缘巧合，“我”的牙齿和乌金的牙齿被混在一起装进佛塔里，供人们朝拜。这种世俗与神圣之物互相渗透、混淆的现象，不仅隐含着作者对神圣信仰的解构意图，还表达了作者对人们将一些世俗事物盲目神圣化行为的疑虑。这个充满神秘气氛和魔幻色彩的作品，表露了深藏于藏族人民心中的诗性想象和世俗体验，彰显着藏族人民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的张力。
最后，对于生存困境、信仰坚守与亲情人伦之间的矛盾冲突，万玛才旦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策略，而是设置开放式的结局。如电影《气球》结尾卓嘎跟着尼姑妹妹卓玛去了寺院，至于是给未降生的孩子祈求福佑还是为自己堕胎赎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依据片中卓嘎犹豫不决的态度、被达杰和儿子阻断的堕胎手术，以及尼姑妹妹的劝说和祈求，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万玛才旦对保留孩子、坚守信仰这一选项的偏袒。让卓嘎做出这样选择的，并不是一些学者口中所谓女性向父权、夫权的妥协，也不是对蒙昧封建思想的屈服，更不是对活佛预言的盲目信仰，而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亲人的怀念。这不仅使作品跳出老套的女权话语的桎梏，也使作品更进一步透露出人性的光芒，表现出对盲目信仰的质疑与反思。比如，当卓嘎得知活佛的预言后，直接说：“不可能，三个孩子还那么小，家里又没有其他女人，这怎么可能呢？……你当时没把家里情况告诉活佛吗？”[22]再比如“捉痣梦境”，梦里两个弟弟将象征着奶奶转世的哥哥身上的痣用手摘了下来，“看上去很荒诞的一个片段，但又是对转世轮回这种观念的一些反思”[23]。这些都从侧面体现了万玛才旦对盲目遵守宗教戒律和不加思索信任活佛预言的批判。
实质上，许多宗教信仰的神圣性都是通过禁忌和戒律来维护的，“是通过特别的禁忌得到凸显的”[24]。佛教信仰的一个尤为重要的禁忌是不能杀生，更何况卓嘎面对的还是被预言为已故亲人转世的生命，这个禁忌直接干预了女性生育，甚至变相剥夺了卓嘎的生育自主权，使其为这一信仰付出惨痛的代价，承受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但难能可贵的是，卓嘎即使对信仰世界有诸多质疑，也愿意留住孩子，这其中透露着的不是信仰的失效和现实的残酷，而是信仰与现实之间彰显而出的人性的温暖与善良。万玛才旦通过对卓嘎命运的书写和对生命意义的开掘，呈现着这个世界的难两全和不完美，但这世间也并不都是困苦与不堪，还有值得怀念的东西，如人们内心对神性的信仰和对人性的坚守等。可以说，万玛才旦以质朴的人物和简洁的故事，在表现理想信仰和现实困境之间张力的同时，反思当下，观照生命的朴素，赞誉内心的善良和淳朴。
三、母题“寻找”：救赎出路的多重设定与解答
现代与传统的对立、神秘与世俗的冲突，以及藏地人们的生存困境等都是藏地作家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如何去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所以，与其说万玛是在描述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对立，不如说是在现代与传统的对峙中寻求生存的出路。因此，“寻找”便成了万玛才旦作品恒久不变的母题之一，他在不同的作品中设置的人物性格和人生经历都在从不同侧面探索救赎的出路。这些人物有的固守传统，有的选择出逃，有的被迫出逃，有的直面问题，有的逃避问题，有的安静注视，他们每一个都代表了人生出路的不同选择，他们的选择结果如何，他们的尝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通常意义上，万玛才旦笔下的“寻找”分两种，一种是主动的寻找和探索，另一种是被动的逃离。作品中人物在寻找和逃离中又有四种不同的结局：其一，主动寻找成功;其二，主动寻找失败；其三，被迫出逃成功；其四，被迫出逃失败。在这四种类型中，以“被迫出逃”或“无奈寻找”的人物为主。万玛才旦作品中被逼迫或者被诱惑的人大多是生活在封闭保守地方的平凡人物，他们的出逃往往不是富有主动性的探寻，也不抱有思想启蒙的高尚目的，而是迫于生计和残酷现实的无可奈何之举。万玛才旦为我们展现了诸多现代社会的失落者、遗忘者和藏地边缘人，他们好像是不被浸染的原始世界的守护者，但他们的弱小和失语又彰显了藏地对外界的抗争和抵触的失败。他们总是扮演着被动的、被改变的角色，是大时代语境迁移和文化侵袭中随波逐流的蜉蝣，而非富有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的主体，所以他们的寻找或出逃往往以失落或死亡为结局，从而使作品总是流露出淡淡的悲伤之感。
其一，万玛才旦的作品中少有主动寻找还能获得成功的人物，即使有个别人物形象获得了重生的机会，但他们要么渴望获得一种别样的身份重返家乡，要么依然在充满未知的世界之中求索着，没有完美的答案。如《一只金耳朵》《第九个男人》《诱惑》等都有着广阔的解读空间和遐想空间。《第九个男人》中雍措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寻找了九个男人，在经历了八个男人后，她毫无保留地将他们的故事讲给了自己的第九个男人听，换来的却是每次酒后的奚落和讽刺，于是故事结尾雍措又一次踏上了寻找的道路。不同的是，这次离开时她留下了自己两条长长的辫子，这意味着她不是又一次逃向了男人，而是选择了出家，即世俗身份向宗教身份的转换。雍措的离去让自己获得了别样的身份，实现了现实意义上的身份转换，但最终她的生活是否幸福只能留给读者去猜想。雍措的身份不能被简单认为是已完成的、定义了的事物，我们“应该把身份视为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25]。所以说，万玛才旦笔下人物的身份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转换和重构的过程，他们的身份虽然有与生俱来的一面，但大多时候是在追寻的过程中不断被重新赋予意义的。
其二，万玛才旦作品对主动寻找的失败与心灵期待的落空展现较多。如《寻找阿卡图巴》《寻找智美更登》《陌生人》等，都着重突出了“寻找”的母题。《寻访阿卡图巴》描写了《格萨尔王传·地狱救妃篇》在民间的神秘威严和受欢迎程度，也展现了一个充满诗性思维和民族记忆的社会，展现了一个满是神秘信仰的藏地世界。《寻找智美更登》讲述了经典藏戏《智美更登》的拍摄导演领着司机、摄影机、江央一众人等寻找演员的故事，其中交织着导演的个人情感和扮演智美更登的演员的情感纠葛。但最后，导演却在寻找过程中遗失了智美更登在他们内心当中最原初的模样，说道：“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我慢慢失去了对智美更登这个角色的把握和判断的能力，也许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智美更登的秉性吧，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演员最适合这个角色了。”[26]他们寻找的过程，一方面展现了智美更登所代表的慈悲在现代社会价值体系当中被怀疑和否认的现象，另一方面展现了智美更登“施舍的美德”面对老板和蒙面女孩情感问题时的无效。所以，小说中寻找的过程也表现为作为旁观者的作者“不断体悟传统价值指引机制失效与无力的过程，其逐渐陷入失落、迷惘与彷徨的境遇”[27]。寻找的最后，是无尽的迷茫和怀疑，是对文化意义解构的发问与质询。
其三，被动出逃成功，实现身份转换，从而获得幸福生活的人物形象在万玛才旦的小说中也时有出现。例如《一只金耳朵》《猜猜我在想什么》等作品中，都有一个出逃成功的人物。《一只金耳朵》中“我”的哥哥由于咬掉了派出所所长儿子的耳朵不得不选择出逃，多年后哥哥荣归故里，希望以送钱的方式获得对方的原谅。“我”的哥哥从顽劣无知的孩童转换为有钱的老板，但他还是没能逃过仇人的报复，最终只能以自己的耳朵为代价来偿还血债。《猜猜我在想什么》中由于生意不景气，洛藏为了躲避追债的人，带着村里人的虫草消失了，致使自己的母亲在村子里受人欺凌，于是当他得知村里的人被杀才赔付30万元后，心中也萌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我现在很想杀一个人”，“没有具体的人，这些人当中随便杀一个就行”[28]。洛藏的要求和言论，不仅是在发泄自己内心的积怨，也表现了人性之恶，体现出人的思维的荒诞与无常。虽然“我”的哥哥和洛藏都是成功的出逃者，但他们的回归要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要么带有极大的报复性、邪恶性，给读者带来巨大的思想震荡和冲击。
其四，万玛才旦的作品表现最多也最为深刻的还是被迫出逃者的失败与窘迫、悲惨与可怜。例如《诱惑》《普布》《牧羊少年之死》《塔洛》等。《诱惑》中作者为我们讲述了嘉洋丹增活佛在面对黄绸缎包裹着的经书时的难以自控，所以在有生之年他展开了两次追寻，一次意味着凡尘、世俗，一次意味着神圣、宗教，但两次追寻的结局都以“生而不得”告终，充满了身份转换的断裂与失落。在《普布》中，普布本是一个关爱所有生灵的人，他爱惜自己的毛驴，心疼跟踪他们的野狼，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至善思想，但最后他还是难逃你死我亡、优胜劣汰的命运。普布身上兼具人性的善良与邪恶，他心疼狼、雇主和女人，却对每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痛下杀手。当饥饿时他总是饥不择食，但粮食充裕时他又舍不得吃，这些都是苟延残喘留下的后遗症。
最具深刻性也最具影响力的出逃失败的人物还属塔洛。塔洛作为一个藏族牧民，一直沿袭着藏地简单、质朴的情感观念和非黑即白的价值标准，过着一种孤独、冷清且原始的生活。当他被要求办理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时，便开始了他从游牧社会向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被迫转移的尝试。在县城，他不得不接受现代文明对他的改造和装扮，在按部就班地执行换衣服、洗头发、放下小羊、理发等行为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塔洛的惶恐不安和无可奈何。但即使这样，他还是难逃被发廊妹杨措骗财的厄运。杨措以爱情诱惑塔洛，让这个情感经验空白的老实人不知所措。在杨措的鼓舞下，塔洛剪掉了象征自己身份的“小辫子”，使自己陷入了经济危机和身份危机的漩涡之中。最后故事在派出所所长对塔洛姓名和小辫子的询问中结束，所长直言道：“这上面的你和现在的你太不一样了，到时候别人看不出这上面的人和你是同一个人。”[29]此时的塔洛被迫接受了一个虚幻的、分裂的、不稳定的身份，外界的干扰和诱惑使他的主体性陷入危机。电影最后塔洛点燃了手中的炮仗，在一声巨响之中，影片结束。据万玛才旦解析，塔洛并没有死去，而是变成了残废。试想一个偷偷卖掉雇主的羊、钱财被骗、身份不明还身体残疾的人，接下来的生活该是何等的悲惨与可怜。
塔洛寻找的失败印证了《流浪歌手的梦》中次仁阿爸在临死之前对他的告诫：“不要去寻找那梦，不要去寻找那虚幻缥缈的东西，那一切只不过是空的。”[30]在此，万玛说出了生命虚空的本质和努力的无效，赋予了作品更多的反思精神和哲学韵味。在这些作品中，万玛才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实事求是、理性和秩序’的现实世界相反”的世界，创造了“一个‘狂热、过度和不稳定’的艺术世界”。[31]在这个世界中，一半是信仰，一半是生活；一边是神圣，一边是世俗；一面是真实，一面是荒诞。但也正因为荒诞、分裂的书写需要，万玛才旦一些作品的创作才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其一，作为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受汉语水平的限制，万玛才旦的文学语言较为苍白无力。其二，正是为了展现现实社会的荒诞与分裂，万玛才旦总是追求故事情节的“迅速转换”和“戛然而止”，以表现荒诞无常之感，但这也致使作品时常出现叙述断裂。这种断裂的适当使用可以被理解为“文本留白”，可以增强读者的阐释空间和想象空间，但遗憾的是，万玛才旦作品中这种刻意的断裂时常有不知所云之嫌。其三，部分作品为了追求细致和真实，对叙述断裂又矫枉过正，使得叙述过于拖沓、琐碎和累赘，如《寻找智美更登》就描写了一路上人物的谈话、见到的景色和遇到的车辆等，事无巨细，没有重点，缺乏雕琢和艺术表现力。
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生存状况的转变，藏族人民对固有文化的赋魅与祛魅颇显尴尬，古老的文化已然不能有效化解当下人们的精神困惑和身份疑虑。万玛才旦从文化持有者的身份出发，观照整个藏族人民的生存现状、身份认同、身份转换以及意义探寻等问题。尤其在面对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的身份问题时，万玛才旦所塑造的卑琐人物、所设置的非封闭式结局，以及所表现的万千思绪和复杂态度，都给了我们无尽的启示。他笔下的人物群像，不仅映射了个人身份认同背后文化意义的失落，而且还表现出了众生的万般苦楚与无奈，但也正是寻找的失败让信仰者们的坚守更显率真与纯粹，也使得作品更具反思和批判的力量。如此一来，万玛才旦的作品在内蕴艺术张力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悲剧气息，从而传递出作者的人文主义关怀。
结语
万玛才旦立足于现代文明冲击下的藏族社会，以在场者的深情和旁观者的冷静，观照新旧文化碰撞下人的生存境遇、情感诉求和身份转换等问题。这种独特的观照，让他创作出诸多由神圣与世俗、传统与现代、寻找与救赎三重张力构成的文艺作品。事实上，万玛才旦所要彰显的绝不是“二元对立”这一简单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抵制与反抗，而是要在这种充满张力的对立关系中，以藏地一隅的微观视角，审视大千世界变化所导致的信仰与现实之间的隔阂、真挚情感与拮据生活之间的龃龉，以及渴望获得救赎的挣扎与困苦，进而表达自己对身份认同和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与焦虑。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注释
*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艺审美共同体研究”（18ZDA277）阶段性成果。
[1] 扎西达娃语，见万玛才旦：《嘛呢石，静静地敲》，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封底。
[2]陈思广：《从故乡出发，抵达信仰的家园——乡土小说视野下的〈云中记〉解读》，《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
[3]万玛才旦、徐晓东：《万玛才旦关于小说创作的访谈》，《撞死了一只羊》，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页。
[4]万玛才旦、徐枫、田艳茹：《万玛才旦：藏文化与现代化并非二元对立》，《当代电影》2017年第1期。
[5]万玛才旦、徐晓东：《万玛才旦关于小说创作的访谈》，《撞死了一只羊》，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页。
[6]万玛才旦：《艺术家》，《乌金的牙齿》，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98页。
[7]丁杨：《万玛才旦：写小说是比拍电影更纯粹的创作》，《中华读书报》2022年6月15日。
[8]万玛才旦、徐晓东：《万玛才旦关于小说创作的访谈》，《撞死了一只羊》，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页。
[9]严雪明：《信仰之境与现代之思——论万玛才旦小说中的神秘主义》，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9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24页。
[10]万玛才旦、徐晓东：《万玛才旦关于小说创作的访谈》，《撞死了一只羊》，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219页。
[11]万玛才旦：《黄昏·帕廓街》，《塔洛》，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页。
[12]张建亮、蒋凤娟：《万玛才旦藏地影像叙事“万物皆善”之道探赜——兼论〈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的传统文化重构》，《上海文化》2023年第2期，第105页。
[13]魏欣怡：《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的多元书写——评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9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42页。
[14]万玛才旦、王小鲁、于清：《高原剧场和电影藏语——万玛才旦访谈录》，《当代电影》2019年第11期。
[15]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32—433页。
[16]陈丹青：《代序：在小说中呈现的万玛才旦》，《故事只讲了一半》，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第I—Ⅱ页。
[17]万玛才旦、徐晓东：《万玛才旦关于小说创作的访谈》，《撞死了一只羊》，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页。
[18]万玛才旦：《八只羊》，《乌金的牙齿》，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23页。
[19]万玛才旦：《艺术家》，《乌金的牙齿》，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页。
[20]杨喻清：《〈撞死了一只羊〉梦境叙事之维的物化、欲念与治愈》，《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年第12期。
[21]万玛才旦：《乌金的牙齿》，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1页。
[22]万玛才旦：《气球》，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229页。
[23]万玛才旦、索亚斌：《〈气球〉：意象、故事与困境——万玛才旦访谈》，《电影艺术》2020年第6期。
[24]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9页。
[25]周媛、王大桥：《电影〈塔洛〉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焦虑——兼谈万玛才旦“藏地故乡三部曲”》《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26]万玛才旦：《寻找智美更登》，《撞死了一只羊》，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页。
[27]陈鸣、宋法刚：《迷惘、探寻与未抵达的终点——论“藏地新浪潮”电影以“人”为路径的现代化问询》，《天府新论》2022年第5期，第143页。
[28]万玛才旦：《猜猜我在想什么》，《故事只讲了一半》，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第239页。
[29]万玛才旦：《塔洛》，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30]万玛才旦：《流浪歌手的梦》，《气球》，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193页。
[31]万玛才旦、徐晓东：《万玛才旦关于小说创作的访谈》，《撞死了一只羊》，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