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鬼子的长篇小说《买话》中，嗅觉叙事构成理解人物精神世界和城乡伦理内涵的关键路径。主人公刘耳返乡后遭到村民冷落，只能通过“买话”这一荒诞行为寻求破局。他对家乡食物气味的敏锐嗅觉，成为串联自我生命记忆、重获乡村身份、续接乡土伦理的密钥。借助四次核心的嗅觉描写，作家搭建了一种基于感官体验的意义结构，并以嗅觉叙事作为唤醒人物乡土认知、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媒介。这一手法不仅延续了作家过往写作中的感官叙事风格，更从嗅觉的维度，冷峻而犀利地揭示了城乡文化在价值与伦理层面的差异。此外，刘耳的嗅觉体验始终与现实的味觉体验脱节，既暗示了他返乡的失败，也隐喻了乡土伦理结构的变迁。凭借嗅觉叙事的精妙穿插，鬼子细腻还原了小人物的精神困境，并深化了对城乡流动、文化认同及伦理失落等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鬼子 《买话》 嗅觉叙事 城乡伦理
鬼子属于那种非常会讲故事的作家，他关注的往往是乡民、打工者、拾荒者等小人物。这些人生活在由瓦村、瓦镇、瓦城联结而成的地理空间内，经历着时代变迁带来的命运流转。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一些作品聚焦小人物与大历史的交汇，往往随着时代发展凸显人物成长的轨迹，塑造出一批鲜活的形象，进而印证人和时代的互文共生。与之相比，鬼子似乎更愿意让人物迷失于轰鸣的时代声浪之中，通过他们在极端情境下的苦难遭遇，暴露那些看似奇异实则残酷的现实。甚至在某些时刻，小说的故事性不再是作家谋篇布局的核心。故事仅仅作为一个中介，或者说是一面凸透镜，将人的生存困境夸张放大，并借助镜像的变形之力，使文本现实朝向某个极端的方向扭曲，拉满了荒诞叙事的弧线。他的长篇小说《买话》正凸显了这一特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鬼子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强化了嗅觉叙事，这在其以往创作中并不多见。此番操作双向拓展了文本的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空间，同时也从一个极具辨识性的维度，彰显了作家对城乡差异及城乡伦理的独到理解。
一、嗅觉叙事的意义结构
在《买话》最初的构思中，主人公叫刘二，后来才改成刘耳。一字之变，隐含着作家对人物命运的某种暗示。因为一篇阴差阳错的事迹报道，刘耳从瓦村被调到县里。为了获得城里人身份，他抛弃了乡下的恋人竹子，同城里女孩结了婚。多年之后，借助儿子的光环，刘耳充分享受着物质生活带来的愉悦，却在精神层面不断思念瓦村，故事也开端于他的返乡之旅。虽然怀揣着与乡邻重温旧事、再叙旧情的愿望，返乡后的刘耳却陷入了始料未及的尴尬境地——乡人众多，却无一人主动同他搭话，“耳”丧失了获取信息的功能，这导致刘耳只能与空屋为伴，体验着前所未有的孤独感。
“耳”的功能受阻，意味着听觉信息的缺失，它消解了刘耳同现实乡土建立深度联系的可能。乡人为什么不与自己交心，自己究竟做过什么得罪乡亲的事情？瓦村人是否真的将自己视作村里人？种种疑问，均无法从他人的话语中得到解答。更令刘耳糟心的是，一天清晨家门口凭空出现了七个蛋壳，仿佛是在提醒他年轻时犯下的过错。蛋壳究竟是谁放置的，其用意何在？一个疑问套着另一个疑问，将刘耳置于难以逃脱的宿命迷宫。若是在城里，刘耳完全可以依靠一部智能手机，对屏幕刷刷点点，便能获知天下信息。然而，瓦村通了宽带有了手机，却依然保持着口耳相传的信息传递方式。村民们乐于从闲聊中了解他人的家长里短，也大都会遵守乡土的潜在规则，依照某种共同伦理将特定信息守口如瓶。因此，相较于视觉和触觉，听觉层面的受阻在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也几乎宣告了刘耳返乡的失败。当然，鬼子不会让刘耳的故事轻易终结，正如他设计的那样，耳朵“失灵”后的刘耳，鼻子却意外变得灵敏起来。嗅觉信息的渐次涌入，逐层唤醒了刘耳的乡土认知，引领他触碰到一个个隐秘的信息，从而串联起人物的生命记忆乃至《买话》的故事空间。
最初的气味书写出现在小说开篇。返乡前夕，儿子的秘书为刘耳安排了一次健康会所之行，让他尝试用“根浴”治疗前列腺病症。初次体验“根浴”，刘耳先是从嗅觉上产生了初步感受：“那味道随着热气不停地往上飘，还是很好闻的，而且还能让你慢慢地有些意乱情迷，让你不知不觉地就舒服得不得了。那是一种皮肉的舒服，也是心窝里冒出来的一种舒服。”伴随着嗅觉带来的舒缓感，刘耳的身体与心灵似乎都得到了疗愈。可出人意料的是，警方的扫黄行动中断了刘耳的体验。这或许是一种隐喻，暗示着所有来自城市的感官享受，皆难以有效缓解身体之“根”的隐疾。身体之“根”深系着人物精神上对乡土文化之“根”的眷恋，唯有回归故乡，方能令“根浴”真正奏效，刘耳的回乡之旅便由此引出。
就全篇的气味书写而言，文本开端这段嗅觉描写之于小说的结构意义尚不明显。真正具备核心功能且占据相当文字体量的嗅觉叙事，在文本中一共出现了四次：刘耳闻到老人家屋内传来的浓郁酸藠头香味、感受到香女身上散发的香茅草粽子香气、嗅到村人用油渣炒河虾的香味进而联想到老人家煮菜包的香气、闻到村中飘来的阵阵鸭肉香。循着每一次气味的踪迹，故事自然地向前推进，依次引出一系列情节的延展点。我们不妨细察这一演进路径。
（1）酸藠头的香味——老人家受全村人尊敬，玉米粥也熬得最好吃——刘耳曾经和老人家的女儿竹子相恋——老人家拒绝让刘耳喝粥；
（2）香女身上的香气——香女告知刘耳明通的死亡——刘耳联想起明树的死亡——明树是老人家的儿子；
（3）油渣炒河虾的香味——村里有人在用河虾当馅做菜包——老人家炒的河虾最讲究——在城里长大的儿子觉得菜包不好吃——刘耳对昔日恋人竹子的怀念；
（4）鸭肉香味——小男孩扁豆的大肥鸭——村里的单身汉组成的活动群体——刘耳想通过和村里人的聚会融入故乡。
四次嗅觉叙事，整体体量有限，其结构功能却不容忽视。它们时而充当催化剂，时而如同药引子，推进了文本的叙事运行。比如香女这一人物的出现，直接向刘耳传递了明通的信息，打破了他信息隔绝的状态，触发其加速捡拾残存的记忆，向读者还原了他同明通、明树之间的往事。由此我们方才知晓，正是刘耳一次次耍弄的“小聪明”，才造成了他取代明通到县城工作，以及明树惨死于水轮泵的悲剧，从而对“七个蛋壳”的隐喻有了揣测的方向。除去刘耳第一次和香女对话的篇幅，其他三段嗅觉叙事完整覆盖了刘耳魂牵梦萦的故乡小吃：玉米粥配辣椒酸、油渣炒河虾做成的菜包、仔姜炒鸭肉……嗅觉对这些地方美食香气的捕捉与传送，令刘耳记忆中的迷雾慢慢消散，再次激活了他的人生记忆和情感想象，使他动态串联起既往与当下的多重时空。
刚刚返回瓦村时，刘耳最大的愿望就是配着辣椒酸喝一碗老人家熬的粥，甚至刚刚闻到酸藠头的味道，馋涎便如洪水般泛滥起来。嗅觉引发身体的直接反应，口水的滋长则勾连了蔓延的记忆。从玉米粥的香浓与酸藠头的酸爽中，刘耳找到了开启记忆的密钥。这段描述令人瞬间联想到《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文字，那块唤起主人公童年记忆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在刘耳这里就是那碗很普通却唯有瓦村人才能识其美味的玉米粥。即使多年未曾品尝，但气味的密码一经破解，便可“再现彼时的情感波动，甚至开启新的叙述”，形成由气味体验维系的逻辑链条。细读《买话》文本，在四次重要的嗅觉叙事中，第一次叙事以村里人最为尊敬的老人家拒绝让刘耳喝粥作结，相当于从乡村伦理角度取消了刘耳的瓦村人身份，也为刘耳必须从男孩扁豆那里“买话”才能了解别人对他的看法埋下伏笔。刘耳缘何不被老人家接受？悬念在随后的两次嗅觉叙事中得以破解。这两次叙事揭示了刘耳偷奸耍滑，间接导致明树的死亡，以及他始乱终弃，直接造成了竹子的悲剧。明树和竹子，恰恰是老人家的子女。借助两次嗅觉叙事开启的叙述，老人家与刘耳的关系得以清晰呈现，也促使刘耳想借助村人的力量，重新获得老人家和乡邻的接纳。恰好出现的第四次嗅觉叙事，通过鸭肉的香味把刘耳导引至单身汉群体，正是这些赤诚、粗犷、单纯的农村特殊人群，协助刘耳重新融入村民世界，带领他寻回了“返乡”的路径。
《买话》中的每一次嗅觉叙事，都像是投入河里的一枚石子，其波纹互相关联，所牵涉的事态化场景彼此影响，于断续间形成虽不稳定却时而浮现的线索，展现出一种可被辨识的意义结构。“闻香识故乡”是刘耳印证自己没有忘本、依然属于瓦村人的重要依据。同时，嗅觉叙事乃至与之关联的饮食书写，助力刘耳时刻梳理记忆的细节，逐步完成自我话语的构建。作为人物思维逻辑的外化，由嗅觉串联起的意义逻辑同文本中的其他线索，比如刘耳养小白公鸡、从男孩扁豆那里“买话”等一道，为作品支撑起丰富且立体的意义空间。循着任何一条逻辑深入刘耳的内心，都有可能揭开其潜意识中那些始终不愿面对、难以示人的暗伤，从而揭示他对城市和乡村的真实认知。
二、“气味”之辨与城乡之别
从嗅觉、味觉、听觉等多重感官维度切入，综合调用各类通感修辞，是先锋小说作家创设情境的常见策略。在早年的写作中，鬼子曾借鉴过拉美作家卡彭铁尔的美学风格，但很快便扬弃了专注于“神奇现实”的创作方法，且几乎未曾将嗅觉叙事作为重要的修辞手段。无论是“瓦城三部曲”（《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还是他那些短篇小说，嗅觉叙事均未被赋予特殊的功能，多是作为环境要素被一笔带过。鬼子将发力点聚焦于人在时代褶皱内的特定生存状态，力图揭示人物所处的荒诞情境，以及他们为了突破茧房所付出的努力。诸多凡俗小人物在“瓦村—瓦镇—瓦城”的叙事框架内流动，自然凝合成属于鬼子的乡土叙事抑或都市寓言。从“由乡入城”到“离城返乡”的新变，构成了今日批评家介入《买话》的重要面向。不过，我认为寻找《买话》与既往作品的对应关系，探求鬼子创作中的“不变”元素，似乎更有意思。比如，从嗅觉叙事的角度出发，可以锚定的作品是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由伦理意义而观，这部小说可以和《瓦城上空的麦田》一道，被视为《买话》的前传。
关于《一根水做的绳子》，我曾在一篇评论《买话》的文章中特意提及，并将这两部作品与路遥的《人生》进行关联。从它们的情感结构来看，三部作品大致都写到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其中，《买话》中的竹子与刘耳城里的妻子，同《人生》中的刘巧珍和黄亚萍实现对应，分别象征着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身份。男性主人公“由乡入城”的经历，均伴随着和乡土恋人的分离，并与城市女性结合。男性经济身份及文化身份的转变，同其情感选择紧密相连，形成了整饬的对应逻辑。相较而言，《一根水做的绳子》并未直接体现这种城乡之分，在这部作品中，鬼子第一次进行了大规模嗅觉叙事的尝试。故事始于乡村教师李貌与学生阿香相恋，在重重阻力下，李貌最终离开阿香，却始终忘不了她。阿香死后，李貌选择殉情，终结了这段单纯而漫长的苦恋。所谓人如其名，阿香能够吸引李貌及身边的人，原因在于她那长长的、亮泽芬香的黑发。李貌知道阿香的头发有独特的甘甜味道，是因为她用榨过油的油茶子，即村里的茶麸来洗头，“这是城里的女孩怎么也想不到的”，当然，“城里的女孩在城里也看不到茶麸”。不过，使用茶麸洗头是村里女子的普遍习惯，包括李貌的妻子也尝试过这种方法，但头发中的香气仍比不上阿香。这位凡俗的女子，或许有着自己不曾知晓的独特气质，比如对于气味，她就有着天生的敏感。牵住李貌的手，阿香会觉得手心里的热能化为一种味道，令她心生波澜；看到瓦村的炊烟，阿香仿佛从中闻出李貌身上的那种味道，视觉和嗅觉的联觉贯通，彰显了阿香对于气味的不俗感觉。同时，我们也能注意到，作者在诉说阿香与李貌的爱情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一个“城里人”视角，并借助他人之口，对这份由气味联结而成的爱情施以评判。对城里人来说，“你不能拿爱情来说事的，你要是拿爱情说事，没有人理睬的，人家理都不理你，城里人对城里人的爱情自己都觉得酸，一说爱情他们就会吐你知道吗，何况你们这是乡下人的爱情。在城里人的眼里，他们也许都不相信乡下人有什么爱情的……”
鬼子的这段叙述，显然并非心血来潮，亦非偶然为之。《一根水做的绳子》所描述的乡村爱情，与城市物质空间中的情感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既不喧嚣浮躁，也无涉利益的纠葛，唯有真情流淌其间。尤其是阿香那种独特且难以抹去的气味，宛如坚韧的乡土伦理，执着地守护着那份稚拙却本真的情感。由此，阿香形象成为一种隐喻，所有源自乡土的自然良善之气，都弥漫在她的发香之中，与城市的情感伦理相互对望。在故事的结局中，她的头发被城里的发廊“洗坏”，这一细节或可从劣质洗发水这种工业品对茶麸这类自然物的冲击角度，引申出城市对乡村的侵害。当然，这很可能是一种过度诠释，却也从味觉这一方向，展现了鬼子文本所蕴含的宽广阐释空间。
从《一根水做的绳子》到《买话》，时隔十余年，鬼子的两部作品在“嗅觉”层面实现了合鸣。熟悉这两部作品的读者或许会发现，《买话》中的香女与《一根水做的绳子》里的阿香有几分相似。从经历上看，香女并不像阿香那样安分地待在瓦村。她起初在城里卖酸，后来先后被水城的一个商人和一个官员包养，直到官员落马，她才搬回了瓦村。香女的“入城—返乡”，内嵌着一个物化、消费化女性身体的过程。她被商场、官场中的男性青睐，原因还是那特殊的体香。当刘耳第一次闻到这股香味时，顿感这股无形的香气与城里女人的气味截然不同。在此之前，他将城里女人的香味分为“有礼貌的”和“很没有礼貌的”两种：前者让人感到亲切舒服，后者则让人难受噎气。这两种香味“都是化妆品造就的结果”。而香女身上的香气同阿香一样，都是天然的，带有抹不去的家乡气息，那种香“就是香茅草粽子的香味！香香的，糯糯的，还带着滑滑的肉香！是肥而不腻的那种肉香”。用肥肉正向形容女性的体香，刷新了我们对这类描写的认知，也进一步接近了鬼子嗅觉叙事的核心策略。无论阿香还是香女，她们的体香都与故土的风物紧密相连。在香女身上，人们嗅到的是“大自然抵御现代文明堕落的味道”，这味道难以被城市文明复制，也不会轻易消散。香气的恒久，意味着乡土伦理的稳固，能够读懂这香气的，唯有来自故乡的人。鬼子笔下的气味，也便有了特殊的伦理指向。
分析《买话》中的气味书写之前，有一个问题吸引着我：鬼子是如何描绘城市的气味的？或者说，他笔下的人物是否也会循着气味的踪迹，用嗅觉去体验和描述城市呢？结论很有意思，当作者特意书写城市带给人的感官体验时，人物往往正处于由乡入城的状态，且这些感官体验大多与听觉相关。例如，阿香进城时，感到“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杀猪一样在喊在叫在闹”；《伤心黑羊》中的“我”和弟弟到达瓦城时，“响亮的钟声正在瓦城的上空一下一下地敲响”，空中一片轰鸣之音；《农村弟弟》中，进城的母亲觉得“城市就像一头挨刀的老母猪”，即便夜深了也“一直要死要活地惨叫个不停”。城市的混乱与嘈杂，通过声音传递到人物耳中，使他们感受到城市充满了负面气息，“人世间的丑恶几乎都云集在看上去十分发达而美丽的城市中”，这正是个体对城市的整体印象。因此，刘耳的返乡恰好从感官上摆脱了城市的声音环境，一旦回归乡土，他的嗅觉便愈发灵敏起来。可见，鬼子既往的大多数作品都将人物对城市的初步感觉统合于听觉印象，而《买话》则将人物对乡土的感觉侧重在嗅觉印象，这就从“声音景观”和“嗅觉景观”的角度，进一步凸显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
如果说女性的身体气味象征着乡土伦理的恒定一面，那么刘耳直接感知或记忆中的食物气味，则进一步细化了这种伦理的内涵。小说中描绘了两种饮食空间，一种是刘耳在村宅独居时，每日定时享用的牛奶、鸡蛋、燕麦白粥、三七同山楂混合的超细粉以及各类保健品……城市的饮食规律单调刻板，食物按照固定的比例调配，暗合了制度化与格式化生活对刘耳的浸染；另一种则是刘耳体验到的乡土饮食，看似普通的玉米粥、菜包、辣椒酸，其制作步骤却极为复杂，蕴含着精妙的技艺和审美的特质。刘耳曾在脑海里重温过这一流程，特别强调了玉米粥一定要选用瓦村的珍珠糯玉米。随着故事的发展，当刘耳与村里的单身汉谢小门见面时，他一眼瞥见桌上有一碟刚炒好的玉米籽，同样是由珍珠糯玉米加工而成，这瞬间引发了刘耳的思绪。
如果你是一个农村人，你要是觉得它们像珍珠一样，那你倒是俗了，你的两条腿已经不是站在乡下的土地上了。因为你认识的珍珠那是挂在女人脖子上的，是只能看不能吃的，那是城里的男人吃饱了没事做拿来哄女人开心的。村上人不玩这个，村上人要的只是美味，只是如何吃得舒服。
围绕“珍珠糯玉米”，主人公展开了对城乡人观念差异的联想。城里人往往从利益维度衡量事物，强调“物”本身的实际价值，即便是真实的珍珠，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爱情游戏的道具。农村人则截然不同，他们看到的玉米就是玉米本身，其色、其形、其味，都单纯为了成就美味，让人“吃得舒服”。同“城市人”视角相对的“农村人”视角以及与之相连的饮食书写，成为主人公辨别城乡文化、发掘乡村伦理正向内容的中介。城与乡对食材理解的差异，在文化价值和伦理层面产生交锋。乡野食材中蕴含的纯粹与质朴，烹调流程中承袭的技艺和智慧，与喧嚣芜杂、机械刻板的城市语境形成了对照。从刘耳对“农村人”视角的肯定中，不难把握到他对乡土伦理的个体认知。寄寓在嗅觉、味觉经验中的瓦村集体记忆和村民共同情感，成为刘耳期待回归故乡精神根脉，进而重建与故乡文化和群体联系的重要抓手。
三、味觉与嗅觉脱节：难以逾越的返乡困境
在探讨城乡关系的文学作品中，鬼子经常围绕两种形象展开思考：一是在城乡边缘徘徊、生计与情感皆不如意者；二是执着于获取城市身份、竭力挤入城市生活的人。从故事的结局来看，这两类角色都难以摆脱笼罩其身的失败阴影，大多以涉及死亡的残酷结局收场。尤其是后者，在鬼子的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构建了一个富有深意的形象序列。最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是《农村弟弟》，农村青年马思将进入城市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甚至不惜伤害母亲和恋人，当他看到通往城市的希望时，却意外被复仇的恋人终结了生命。影响力更为广泛的作品则是《瓦城上空的麦田》，在这部作品中，李四随父亲从乡下来到瓦城，过着拾荒的生活。父亲的愿望是希望“我”有朝一日能拥有一套房子，从而成为真正的瓦城人。然而，父亲的去世以及主人公随后一系列离奇的遭遇，使他在城市与乡村的身份认同中迷失，陷入看不见底的困惑。进城者的失败、留城愿望的破灭、身份认同的“未完成”状态，构成了鬼子这类小说的核心主题。由此反观他的《买话》，便能发现一种方向和意义的同步“倒置”。鬼子既往作品中所展现的“进城”执念，如今被“成功者”刘耳的回乡愿望所取代。与以往多次返乡不同，这次刘耳不甘于再做一名匆匆过客，而是渴望真正被村民接纳，回归和童年记忆紧密相连的乡土情感空间，借此抚慰城市生活带给他的精神创痛。
因进城后没有给村民办成一件实事，未让村民沾到自己作为城里人的丝毫光彩，刘耳逐渐被村里人疏远，甚至被村民共同体排除在瓦村人的序列之外。这令刘耳感到揪心，也更让他坚定了一个愿望，即一定要证明自己仍是瓦村的一员，回归瓦村的伦理认知世界。随着故事的展开，刘耳从明暗两条路径进行“破局”。小男孩扁豆的出现，为刘耳提供了通过金钱“买话”、探听村中信息动态的机会，也为他日后联系上单身汉群体，请他们聚餐以获得谅解奠定了基础。这条明线所依赖的力量，源自外界和他人。在自证求索的过程中，还存有一条不借助外力，单纯依靠主人公的嗅觉叙事谋求精神自洽的暗线。实际上，不同主体对气味的感觉本应存有差异，倘若这种差异被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集体认同所忽略，那么气味本身就很有可能成为识别集体身份的关键要素，即对同一种气味的认知，“标志着某一个体隶属某一群体，有助于该个体融入该群体”。在和他人的闲谈中，刘耳便不断地释放着自己对这种集体认同的贴近，甚至将玉米粥、菜包等当地食物视为唯有瓦村人才能识出真味的美食，进而把这种识别能力看作确定瓦村人身份的首要凭证。
探察瓦村的公共伦理，我们看到乡民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归属，并非依照其户口或籍贯，而是看他是否吃过村里的米，唯有如此，方能被归为村里的一员。刘耳自然是吃过不少年瓦村的米，但他现在既要向村人证明自己吃过米，还要证明自己比别人都会吃，才能完成自证身份的目标。为此，鬼子运用细腻的笔触，详尽描述刘耳对气味的细致体察与深邃认知。反复出现的玉米粥、炒河虾、菜包的气味，犹如一个个潜意识的触发点，激活了刘耳对过往经历的记忆，也构建起意识流的情感结构。就嗅觉描写而言，它在意识流小说中的突出特点是“把气味与过去联系，并通过嗅觉的气味唤起对过去经验的记忆”，可靠的嗅觉叙事“唤醒内在潜意识的诱因”，“不仅联结本能，更有直达灵魂、事物中心以及真相的可能”。一个典型例证是睡梦中的刘耳被炒河虾的香味撩醒，鬼子这样写道：
他凝神静气，闭上了眼睛，面对着村子放松了整个身心，就像武侠电影里某个修炼吸星大法的武林高手，然后让深藏在体内的嗅觉，像迎风的花蕾，慢慢地张开。他让嗅觉的触须，从花蕊的中心出发，一根一根地往外伸展，让它们在空中往香味的来处摸索而去。
嗅到熟悉的气味，刘耳暂时卸下了全部的精神负累，他的感官面向瓦村全面敞开，将专注力投入对气味的体悟。从炒河虾的香味中，刘耳唤醒了“深藏在体内的嗅觉”，气味的触须牵引，使他确认村里有人在做菜包，而头脑中闪现出的牛皮菜滋味，又使他怀疑这味道是从老人家的屋里飘出来的。为了细致地辨析、享受这气味，刘耳甚至闭上眼睛，有意让心灵被慢慢激活，开启了带有梦境色彩的想象。他先是想到老人家炒河虾时凝神静气，将油香同虾味完美融合。当现实中的香味稍微变淡时，他知道老人家关掉了火，开始加入木耳和花生，随之再次翻炒。香味逐渐浓厚，甚至有了弹性，刘耳断定老人家用的是小火；接着是关火、撒上葱花、翻炒均匀即可出锅。香味逐渐消散，旋即又开始聚合，那是老人家开始蒸煮菜包了。从菜包的香味浓度中，他揣想其数量至少有三十个……刘耳没有目睹过老人家制作菜包的过程，是香味引起了想象的生发与意识的流动。炸虾的味道使他忆起恋人竹子讲述的菜包制作秘诀，而煮不烂的牛皮菜又令他想到自己那不听话的孩子。气味构成了刘耳意念中的“嗅觉景观”，而带有主观性色彩的味道记忆，也揭示了他潜意识中的精神隐痛。
刘军茹曾专门论述过新时期小说中的嗅觉叙事，在其列举的一系列例子中，李陀的《七奶奶》同鬼子的《买话》颇有几分相似。丧失行动能力的“七奶奶”受到屋外气味的影响，产生断续的意识流动，她与亲人之间的龃龉以及童年的伤痛记忆，也借助对味觉的持续感知得以呈现。《买话》中的刘耳也经历着“七奶奶”的味觉境遇，片段闪回的记忆穿插在气味的浓重和淡薄之间，犹如一段段梦境，将刘耳潜意识里的隐秘和盘托出。他不断显示着对菜包香气的迷恋，表现出对气味形成的每一个步骤的熟稔。一方面，这表明他想以此证明自己的瓦村人身份；另一方面，围绕香气的叙事越具体、越绵密，就越能印证刘耳潜意识中的不安全感，以及他对自己在村里前景的不自信。他固执地将炒河虾味道的来源定位于老人家的宅子，用竹子曾经跟他讲过的烹调步骤，在头脑中还原老人家制作菜包的过程。他大概是想用这种方式，在一个超现实的空间内向老人家表述自己和竹子的亲密关系，进而诉说自己是村里最懂她技艺的人，以此求得谅解与接纳，既来自竹子的母亲，也来自村里最年长的女性。
一般来说，与嗅觉联系最为紧密的感觉当属味觉。从刘耳的境遇可以看出，他所体验到的嗅觉同现实中的味觉实则是断裂的，嗅觉仅作为味觉记忆的触发点，两者在体验关系上的错位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发展。在故事的尾声，刘耳获得了单身汉们的认可，他出钱为老人家办葬礼，甚至扮演竹子的丈夫为老人家抬棺，真正为瓦村人办了事，满足了村民对他这个城里人的期待。他自感重新被瓦村人接纳，返乡的目标也似乎完成。但自始至终，刘耳都没有真正品尝到故乡的美食，尤其是当他修复了和村民的关系后，那种对味道的渴望反而不那么强烈了。这种态度的转变，固然与老人家的离世有关，但也从侧面揭示了刘耳的性格特征，暗示了其返乡的复杂性。要是没有扁豆的出现，刘耳很可能仍沉溺于自我的嗅觉想象之中，不愿主动为返乡之困破局。精神胜利法式的暂时满足，向外界显露了他的逃避型人格，这也是鬼子笔下众多人物的共性特质。就像《一根水做的绳子》里的李貌，他无力摆平身边的人，便选择“先离开她们远一点。眼不见就心不烦了”。刘耳亦是如此，他无法面对城市的纷扰，身体虽回到故乡，精神却偏执于扭转自己在乡人心中的形象，至于瓦村人鲜活的生存现实，他无暇顾及也无心关注，因而他的返乡仅是一种姿态。此外，瓦村人心中的老人家也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作为村里人认同的精神族长，她的突然离世切断了刘耳对香味的记忆，使他再也无法品尝到正宗的玉米粥和菜包，获得真实的味觉体验，从而在感官层面宣告了其返乡的失败。作为乡村伦理的象征，老人家的品性和她身上所有神奇的力量，指向了人性纯粹、质地拙朴、生命健硕的乡土文化。她的去世也暗示了曾经稳固的乡土伦理正在面临解体的现实。由此可见，返乡之难既是刘耳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更是每一位“在乡者”与“归乡人”都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结语
纵览近期涉及城乡关系叙事的作品，很多作家将笔力聚焦于对返乡困境的呈现，力求透过人物在城乡经济、文化、历史空间中的地理迁徙和意识流动，深度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多重内涵。鬼子的《买话》正展示了刘耳返乡所遭遇的窘境，作家将以嗅觉为主导的感官体验作为人物由城返乡的感知媒介，从嗅觉信息的变动折射出城乡生活形态及价值观念的差异，并巧妙化合神秘、荒诞手法，为在城乡变局中探寻人物的心灵归宿提供了一种路径。尽管从故事的结果来看，这一路径尚未完全奏效，也依然有可能陷入悲情的宿命循环，但它所指向的对现代人“归乡梦”的企慕，或许正是《买话》之“根浴”的要旨所在。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