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散文集《玉米味的月光》中的多半作品,可谓作者对个人生活经历的实录:她怎样由不喜欢所学专业而调整心态努力学习,又如何外出打工而流落于都市街头,仿佛一个素朴、实在的人,吃过了普通人都难免的种种苦头,目下暂得空闲,坐下来对着你讲述她的平凡故事。语气那样平实、恳切,自能生出一种吸引力;而笔调的真实,又使种种经历显出不平凡来。从艰难中走过来,本即是一种不平凡行为。这时候才让人注意到作者原来是一个写作仅数年的90后年轻人,因着真实,讲述便有了声色,作品便有了魅力。文学创作,其方法、路途千条万径,然而起点似唯有一条,即真实。丹纳在其著名的《艺术哲学》一书中写道,观察历史上文学家、艺术家生平,就会发觉他们的创作通常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即是青年期。这个阶段,年轻的艺术家们都会注意于事物,很仔细、热心地予以观察,并花费心血表现出来,其用心、用力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丹纳说,这是一个表现“真实情感的时期”。《玉米味的月光》的作者胡静,也正处于倾诉真实情感的阶段,其倾诉也是到了少有保留的地步。她更多诉说自己,只有描写自己所见所历所感所思,才真实,也才予人以真实之感。因为自己、自我是不能虚构的,倘虚构,则为文学大忌。张贤亮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你可以虚构故事,但不能虚构自我。她更多诉说自己,却并不小,因为在一己之我身上,叠印着许多同命之人的经历以及他们共受的苦楚,《人在旅途》一文写到的那个自我形象,可以看作是一个共同的例子或影像:夜深时分,于打工的那家饭馆出来,清冷星光映照着一条疲惫不堪的身影,孤零零走向临时住处,这幅画面连同画面本身所辐射出的况味,轻轻地撞击人的心灵。
真实是文学的一条原则,吐露本心的真实则是写作的原点,可它不是唯一的。身经了曲折生活或落魄不得其所的人,有时或者郁积了太多的话想要诉说,压储了太多的情感需要宣泄,可一旦开始写作,形诸笔墨,反而索然无味,更有甚者,一如李贽所说“真事说作假者”,盖其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文学训练。胡静不是这样。据《我与罗山文艺》一文自述,她很早即喜爱上文学,阅读了不少中外经典名著,尤其打工阶段,备尝酸辛,与文学结缘,从中寻得了慰藉。于一次文学活动中,她竟然“泣不成声”地向众多与会者说:“与文学相遇,我像遇见一个心仪的恋人,让我珍惜着他,深爱着他,相伴一生。”一直关注其成长的宁夏已故知名作家李进祥后来听说了这件事,为一个年轻作者如此定位自己与文学关系,而深感震惊,他对胡静说:“喜欢了就坚持,文学养不了家,却养心。”
文学的训练、准备是必要的,它是一项综合的要求,而落到实处的则只有一个:语言。胡静的文字,质地是较好的,干净,却并不枯干;质朴,却并不拙笨。她写北方夏收景象,白天的热蒸与夜晚的凉爽:“割好的麦子已经打捆,抱起来很容易。麦场也不远,就在地头。白天的麦场,被阳光晒得发烫;夜晚的麦场,又被月光映得发亮,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远看就像汪着一层清亮亮的水。”(《归去来兮》)写南方的湿润和绿意,似乎渗透人的心间,有身临其境之感:“两边绿树的枝叶,一不小心就打落到我们的面前,晶莹的小水珠,从叶片上滑落,很快渗入我的衣服和肌肤。鼓岭中飞出的鸟音,清亮、婉转、悠长,让绿色显得更加幽深。……在鼓岭只有一种底色,绿得没有半点杂质,绿是故乡的颜色,是生命的本色。”(《有福之行》)而罗山深草丛中的一只小兔子,那灵性的形象,与自然融为一体:“一只野兔静卧在石头旁的草丛中。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是风擦出的样子,也或许是水磨成那样的,看着它能想到风声和水声。……它在地上不停地奔跑,需要一双明亮的眼睛。再说还有风和草丛会把它的眼睛擦亮。”(《亲近罗山》)这些文字富于质感。描绘是生动的,于其中可见出作者的想象力,将视、听、触诸种感觉纳为一体,产生一种较开阔境界。这种想象力以及描摹的能力,在本书所收录同名作品《玉米味的月光》一文里,表现得颇为充分:“娘突然哭开了,在银色的月光下,在空阔的院子里,她的哭声是那么细小、那么微弱。秋风乍起,淹没了娘的哭声。恰在此时,我闻到了一股玉米的味儿,朴素、清爽、香甜。再看洒遍院子的月光,似乎也被玉米的味道浸润了。”银色的月光、空阔的院落、娘的哭声、乍起的秋风,诸种意象最终被统摄进清爽香甜的“玉米的味道”,这境界竟至于空明、纯净,然而又隐约透露着缕缕忧郁。这是在写艰辛,甚至也可说是写苦难,然而它又有超越,其中童年阶段那种对生活的渴望和那种向上的生命力,才是作品的底色。
除了散文,胡静还写小说,写诗,写报告文学。从她的文字中,显示了她有一点悟性、一点灵气。文学需要一些笨功夫。悟性和灵气,则需要朴笨功夫来涵养、掘发。陆游诗“掘井及泉那用巧”,即是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