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说,文化传统是一道水流,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水底的石头,传统的水流浸漫我们,滋润我们,又带走了我们生命中的信息,传布开去。这话是我在退休前给学生上现代文学史课时经常要强调的。我们一般用“传承”这个词来概括这样一种文化传播发展的形态,“传”为传递,“承”为承接,一传一承,文化为之发扬、传统得以持续。但有时我更喜欢把这个词置换成“承传”,为什么?先传后承,讲的是客体的续命形态,而先承后传,讲的是主体在文化传播中的主动性。从上承到下传,客体已经不是原来的客体,它被融入传承者的主体因素。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自身就是在一代代传承者生命精血的积累中外形丰满起来,内蕴厚实起来,唯有发展,才会铸成传统的形态,才能成为现代民族文明的福祉。
所以说,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每一代人所面对的文化传统,都是处在传统与当下的结合点上,既是文化的客体传播,也是文化传承者主体的渗透,主体的生命意义,在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中被吸收融入,被发扬光大。孔子述而不作,但是他承传了上古文化的精髓,通过他的主体介入,熔铸为一种学说,再有曾参、子思、孟轲等人的承传介入,逐渐完善了儒学体系。又历经西汉、东汉、两宋、明清,一代代传承者的渗透与传播,融汇杂糅了每一时代的信息和传承者主体的作用,使得传统不再是古老的一成不变的旧物,而是当下时代所需要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新的标志。这才是文化传承的意义所在,也是文化的薪火承传者的使命所在。我读上海市文史馆主编的《传承》一书所得到的最大心得,就是在这本书里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文化承传者的面貌身影,他们分布于各行各业,心有绝学,身有绝技,都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中国之脊梁、大写之人物。他们不仅是文化的守护者,也是文化传统的弘扬者和创造者。
这本书的全称为《传承:〈世纪〉杂志文化专题选编》。《世纪》杂志是我喜欢阅读的一份文史纪实类刊物。它以发表历史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重要历史事件的文章为叙事特色,也是文史馆诸老云集、名家荟萃的因缘际会。为纪念创刊30周年,《世纪》杂志社选编了30年来曾经刊登过的专题文章,相继出版《星火》《同心》《传承》三本文选集。《传承》一书集中反映了前辈学者、艺术家为守护、弘扬民族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有些事例令人读之思之,确能生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感觉。聊举一例,我在复旦大学当过八年图书馆馆长,深知古籍图书珍品保护之重要、时代文献信息搜集之迫切,但要真的圆满这些功德何谈容易。《文渊阁库书抗日大转移》记载了当年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在日寇登陆金山卫、杭州已成危城之际,如何紧急举债筹款,安排水陆运输,从容指挥文渊阁库书转运内地的千辛万苦之经历。计228箱古籍,其中88箱善本,跋山涉水,从杭州转移到福建武夷山区,又折回江山,再赴贵州,深藏到贵阳地母洞,为防潮湿霉蚀,年年曝晒两次,直到抗战结束完璧归赵。文章还记载了当年浙大校长竺可桢与陈训慈携手力挽狂澜的故事。文渊阁库书危在旦夕时,竺可桢伸出援助之手,让古籍搭上浙大西迁的运输工具,及时运出危城。后来在日寇侵犯黔境时,国民党政府下令就地解散浙大,是陈训慈利用其兄陈布雷的关系,直陈利害,陈布雷以辞职要挟,才迫使蒋介石收回成命,保住了战火中的浙江大学。竺可桢先生、陈训慈先生,一个浙大校长,一个浙江图书馆馆长,护书护校,奋不顾身,真正的大先生也,不废江河万古流。
相似的故事一再重复。外相不一,内在精神却一以贯之。《“太老伯”郑振铎先生》记载郑振铎先生在上海沦陷后蛰伏民间,抢救古籍,也牵出了郑振铎与张元济相濡以沫、互相支持的故事。张元济为大藏书家,又是大出版家,郑振铎抢救散失在民间书坊的大量古籍善本,张元济为之鉴定宋元版本,数千种古籍珍品得以保存。当也是园所藏孤本元明杂剧流散书市,正在从事《古剧钩沉》整理辑录工作的郑振铎如获至宝,通过重庆国民政府请款,以9000元购下,为中国文学史增补了100多种从来未见的元明名剧。此事发生在战事倥偬之间隙,也算是一件善举。张元济获知后,得到郑振铎的支持配合,组织专家对珍籍进行整理校勘,从246本杂剧中选取144本,其中包括久已失传的孤本136本,编成《孤本元明杂剧》,于1941年正式出版。文化遗产得以重睹芳华。难道它仅仅是一部古籍吗?不是的,这本书里已经熔铸了郑振铎、张元济等学者的精神劳动与心血所在,它就是一部有血有肉有生命的大书。郑振铎先生、张元济先生,真正的大先生也。这样的故事都不是孤立的,在现代中国多难的历史上,用生命捍卫文化传承的故事绵绵流长,《传承》所展示的,只是风口浪尖的几个小故事,而在浩瀚江河波澜壮阔的流淌中,还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被人传颂,或者湮没不闻。令人欣慰的是,这组故事的殿后之作是王鹤鸣的《翁氏藏书入藏上海图书馆的前前后后》,终以喜剧的结尾,完成了这组关于古籍命运的交响曲。
还有一组关于古建筑的故事。从《湮没不闻的梁思成重庆文庙修复计划》到《“刀下”留平遥古城》,讲述了两个时代的建筑学家为保护历史文物所作出的贡献。梁思成在抗战年代千辛万苦制作了重庆文庙的修复计划,也曾获得过当时政府要人们的支持,但最终还是毫无作为,重庆文庙早已荡然无存,唯剩下一份梁思成手写的《重庆文庙修葺计划》,12页文字、两幅蓝图,清清楚楚记录了当时文庙建筑的所有文献数据。在另一个时代,建筑学家阮仪三抢救平遥古城的过程同样惊险,不过要比梁思成幸运,平遥古城保留下来,也成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旅游资源。
与此主题有点相似的,还有樊锦诗先生的《心归敦煌》。先生守护莫高窟一辈子,传承常书鸿先生开创的几代人守护敦煌的神圣事业,最打动我的,恰恰是在她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以后的岁月,如她所说:“我刚任院长不久,面对的却是旅游开发的热潮和游客参观数量迅速攀升的热潮。所谓的旅游开发,就是把价值无与伦比的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当作‘摇钱树’‘唐僧肉’,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我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给顶了回去。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可以想象樊先生是以多大的勇气抵制了这股时代罡风。好在有了高科技,樊先生一方面及时参与制定颁布《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专项法规,为莫高窟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又积极建议把莫高窟敦煌壁画数字化,终于获得政府的支持,完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设,以及相关配套的保护工程,从根本上保护了敦煌壁画。
两组故事,六篇文章,八位人物,仅仅是《传承》所载的49篇文章的八分之一,还有更多的故事需要读者自己阅读和领会。我由此生发出来的一个念头,是文化传承需要有坚定的岗位意识。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文化可分有形和无形、物质与非物质,传承也是有各种形态和方式,不可强求一律,但是文化传统的传承者,主要是站立在与文化传承相关工作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竺可桢是校长,陈训慈是图书馆馆长,郑振铎是学者,张元济是出版家,梁思成、阮仪三都是建筑学家,樊锦诗是敦煌石窟的守护者,主持收购翁氏藏书工作的王鹤鸣是上海图书馆的领导者。还有许多我来不及做介绍的表演艺术家、教授学者和书画家,如梅兰芳、周信芳、启功、吴湖帆、王冶秋、叶嘉莹、程千帆等等,都是学有专攻的大家。他们每个人都承担着文化传承的神圣工作,不需要心有旁骛,也不需要志在天下生当如此,只要求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校长对学校负责,图书馆长对书籍负责,出版家对出版物负责,学者对学术负责,教师对学生负责,演员对舞台负责……只要做到尽心尽力、鞠躬尽瘁,这就够了。事功成就就在自己的岗位之上。为了捍卫这一点,有时候也需要极大的勇气胆识和牺牲精神。
做一个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生命能量全然投注于自己的工作,坚定地守住自己的岗位,一方面是守护、传承文化精血,一方面是发展、延续属于你的那份文化事业,再以更多的热情培养青年接班人,使传承事业代代相传。这才是文化传承、文明普及的最大保障。所以我说,岗位,才是文化传承的基石。2024年6月30日于鱼焦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