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质所构成的地域综合体”的景观,是“复杂的自然过程、人文过程和人类的价值观在大地上的投影”。乡土景观则是“当地人为了生活而采取的对自然过程和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及格局的适应方式,是此时此地人的生活方式在大地上的显现”,是“包含土地及土地上的城镇、聚落、民居、寺庙等在内的地域综合体”,“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①。
本文对路遥小说中的乡土景观的理解是以此为基础的,在细读了路遥小说文本之后,归纳出了路遥小说中两种常见的乡土景观:一是村落、民居以及寺庙等乡土人文景观;二是山川、河流、沙漠等乡土自然景观。通过对乡土景观的书写,路遥小说为我们呈现了陕北独特的自然人文风貌,为我们了解陕北乡村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本文以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乡村景观——“双水村”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分析双水村空间景观及其变化,另一方面对双水村这一空间中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节庆仪式等进行解读。
一、变化中的双水村景观
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双水村的描写比《人生》中的高家村更加具体形象。路遥首先以原西县城为参照物,从空间上明确了双水村的地理位置——原西县城向西七十华里的一个小山村。路遥在小说文本中还详尽的描述了双水村中的庙坪、庙坪山、东拉河、哭咽河等地方的自然地理风貌,田家圪崂和金家湾这两处居住集聚地以及孙少平家、金光亮弟兄家、金俊武弟兄家等人家以及双水村小学在双水村所处的位置以及双水村在漫长历史延续中的神话传说和主要事件。
双水村由田家圪崂与金家湾两部分组成,田家圪崂以田姓为主,同时还有一些杂姓,他们大都是双水村比较贫穷的人家,金家湾则是金姓人家的居住地,也是双水村较富裕的地方。可以说,双水村在地理环境上呈现出鲜明的贫富差距。这种村庄内部空间上呈现出的贫富差距并非路遥独创,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中,李有才生活的村庄阎家山也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鲜明的贫富差异。双水村里田家圪崂和金家湾这种自然村落中按姓氏居住的自然地理分布不仅呈现出鲜明的贫富差异还暗含着特殊的时代变迁。
以 1949 年为分界线,在民国与新中国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生活在双水村的田家、金家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金家人与田家、孙家之间地主与贫农间的阶级身份差异使得其在地理上的界线更加清晰,并且在人际交往上形成了相对的封闭性。路遥在小说中对双水村领导人田福堂、金俊山的分析也从侧面暗示了双水村田姓与金姓这两个宗族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复杂关系:旧时期,金家因为经济上的富裕而在村中主事;新中国成立后,田家人在政治身份上高金家一等,明显在村里占了上风。
在对双水村这个自然村落的地理景观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的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关系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身份相结合后,如何加深了地理空间上的界线,使得乡村地理景观凝固化。双水村这种凝固化的景观并不意味着其村容村貌的一成不变,与之相反的是,双水村的景观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且每次的景观变化都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氛围相关联,显得意味深长。
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农田基建运动中,双水村的庙坪山其空间形态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山高出村周围其他的山,因此金鸡独立,给人一种特别显眼的感觉。这几年农业学大寨,村里全力以赴首先在这山上修梯田。现在那梯田已经一层层盘到山顶,远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花卷馍。” 不仅如此,双水村领导人田福堂还对双水村的神仙山、庙坪山进行了改造:神仙山和庙坪山分别被炸下来半个,两山合拢后在哭咽河上拦成了一个大坝,其目的是把足有五华里长的哭咽河改造成一条米粮川。从拦坝后的实际效果来看,这一计划是以失败告终的。
二是双水村村居格局的变化。为了炸山拦坝的需要,居住在神仙山山嘴的金光亮兄弟三家和金俊武兄弟三家搬离了祖传的老宅住进了金家湾北头为他们搬迁户新建的窑洞。在农村经济改革后,双水村周边的山野景观以及村庄内部的生产生活景观也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路遥通过由城返乡的孙少平的视角呈现出了乡村生产空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东拉河两岸的沟道和山头,庄稼再不像往年一样大片大片都是同一种类。现在各种作物一块块互相连接而又各自独成一家。每一块地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主人的个性。
双水村村民在家庭联产承包实施后,他们为了过上好日子,纷纷寻找门路。孙少安在村后公路边属于他们家承包的一块地盘上,修建了烧砖窑并且还在离烧砖窑不远的山崖根下修建了新居。于是在双水村最南头的土坪上,出现了一院颇有气派的一线三孔大窑洞。正如路遥在小说文本中所写;“一院好地方,再加上旁边烟气大冒的烧砖窑,双水村往日荒芜的南头陡然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田海民在双水村北头东拉河岸边的三亩六分荒草地上,用租来的推土机挖出了养鱼池。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二人还合力给他们的父亲孙玉厚修建了一座新窑洞——新窑洞不仅接了石口、围了院墙、盖了门楼而且还要在门楼两边雕打两只石狮子。孙少安在承包了石圪节公社的砖厂,收获了第一桶金以后,在弟弟孙少平的建议下为双水村修建了一所新的小学——在当年打坝震坏的校舍窑洞的旧址上,修建了一排气势恢宏的新窑洞,扩大了一倍的操场上栽起了一副标准的篮球架。无论是建砖窑、挖养鱼池,还是建新窑洞、新学校,双水村村民用自己的行动重塑着双水村的空间格局。
二、从“凝固”到“解冻”的日常生活状态
路遥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为我们呈现出了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以双水村这个陕北山村为代表的中国乡村日常生活从“凝固”到“解冻”状态的时代变化。
在农村改革前,双水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处于一种凝固不变的状态。村民一年到头在自己所属的生产队里劳作,农忙时营务庄稼,农闲时则要搞农田基建,不仅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且也没有行动的自由。连年累月的劳作并没有使村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与之相反,双水村的绝大部分村民都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路遥在小说中通过对孙玉厚一家人生活状态的描述为我们呈现了《创业史》中轰轰烈烈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 1970 年代末期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贫农孙玉厚在土地上洒干了自己的血汗,仍然无法改善家里的光景。他们一大家人挤在一口土窑洞里,孙少安住在自己掏的土窝窝里,孙少平和孙兰香常年在金波家借宿。孙少安是念书的好材料,却因家里的贫穷连初中都没上就辍学在家帮助父亲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上学的孙少平、孙兰香烂衣薄裳,缺吃少喝,在学堂里遭白眼、受委屈;已经到了结婚年龄的孙少安,因为家里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娶亲的钱,更没有打几孔新窑洞的可能,只能寄希望于找一个不要彩礼钱的对象。可以说,孙玉厚这个老农民对未来的生活是完全不抱希望的。整个双水村除了田福堂、金俊山等少数几户人家生活较为宽裕外,大部分人都像孙玉厚家一样处于贫困的状态。
不仅如此,金家湾那边几户成分不好的人家,还因政治身份上的低人一等而在精神上承受着莫大的压力。在农村经济改革后,压抑已久的双水村迸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首先,改革给双水村的村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上的变化。以孙少安、田海民为代表的双水村村民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的束缚,通过个人奋斗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困扰双水村村民多年的温饱问题。他们还逐渐从土地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寻找务农之外的发展之路:孙少安承包了石圪节公社的砖厂,开始发展私营的乡镇企业,孙少平则去黄原城做了揽工汉,成为了壮大于 1980 年代末的民工潮的先行者,田福堂到原西县城里当起了包工头,金俊山买了十多只奶山羊和两头大奶牛向石圪节的机关上卖羊奶,田海民在双水村北头挖塘养鱼卖给城里的饭馆,金光亮养了“意大利”蜜蜂,马来花在公路边上卖起了茶饭,金俊武也与县林业站签订了培育树苗的合同,田润生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搞起了长途贩运……
其次,国家高考制度的恢复为出身农村的青年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乡村文化中的精英分子不必再重复高加林们为了改变农民身份而走的充满危机的复杂之路。出身于双水村的孙兰香、金秀顺利通过了高考成为了省城高校的大学生,完成了身份上从农民到知识分子的跃升。
第三,改革开放意味着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于双水村的村民来说,这意味着以往因阶级身份而低人一等的金氏家族终于能够摆脱掉沉重的思想包袱。双水村地主家庭成分的子弟终于和贫下中农子弟处于了平等的地位,在入党入团、招工招干和参军等方面都不再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因此双水村地主成分出身的金二锤才能去参加解放军。
第四,农村改革在赋予村庄活力的同时,也使得沉寂已久的民间信仰以及封建价值观念再次浮现在双水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双水村的普通村民刘玉升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神汉”,开始以“闷梦”的方式给周围村社的人治病、看手相预测人的祸福和寿数等。刘玉升还计划把双水村庙坪上废弃的龙王庙重新修建起来,并且已经接到了许多村民的建庙钱。
三、乡土文化脉络中的节庆仪式
路遥在小说中不仅书写了双水村日常生活的变化而且还对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节庆仪式等进行了书写,呈现出了双水村这一村社空间在民俗、文化方面的独特蕴涵。在双水村这一空间中上演的仪式种类繁多,既有祈福求雨的民俗仪式,又有婚丧嫁娶以及祭祀祖先的礼俗仪式,还有庆祝丰收的节庆仪式,更有特殊年代的政治仪式。通过这些五花八门的仪式,我们找到了窥探双水村村民精神世界的窗口,也找到了亘古以来维系着双水村不同代际村民情感的乡土文化脉络。在小说中,路遥对能够表现双水村风土人情及民间信仰的仪式进行了细致的书写,下文将对田万有求雨的仪式、“打枣节”这类庆祝仪式、孙少安的婚礼仪式以及金家老太太的葬礼仪式进行分析。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中,双水村面临着严重的干旱,东拉河和哭咽河都已经坝不住水了,庄稼面临着绝收的可能。为了保住救命的粮食,田万有不顾禁止封建迷信活动的禁令,私自在水井边进行着求神祈雨的仪式。田万有头上戴着一顶柳条编织的帽圈跪在水井边上,用一种近乎呜咽的语调虔诚地唱着祈雨的歌谣,希望能够得到龙王、水神娘娘、观音老母、玉皇等神仙的保佑,降下救命的雨水。实际上,田万有私下进行的求雨仪式在乡土民间极具普遍性,在《黄土地》等众多文艺作品中都对乡民的祈雨仪式进行了呈现。祈雨仪式不仅是处于绝境中的乡民向上苍发出的绝望的呼喊,也是他们祖祖辈辈因袭的鬼神崇拜的民间信仰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可以说夹杂着农民的悲哀与希望的求雨仪式与古代的巫术仪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是人类在面对强大的自然时的本能反应,也是农民不愿意向绝望妥协的必然行为,尽管它不会为现实生活带来真正的改善,却也能给村民带来精神上的慰藉。
如果说求雨仪式是有着神巫色彩的乡村日常生活的表征,那么热闹、欢乐的打枣节则体现出了双水村日常生活中村民通过节庆仪式对村社共同体的强调。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打枣节在农历的八月十四举行,是双水村村民们“团聚”的仪式,就连在外读书和参加工作的人都会特意赶回村里参加这一庆祝丰收的传统节日。村民们头上包的雪白的毛巾、身上穿的见人衣裳以及梳得黑明发亮的头发,都显示出他们对于这个节日的重视。在打枣节中,双水村所有的村民都是这个节庆仪式的参与者与受益者,香甜的红枣不仅给双水村的村民带来了欢声笑语,而且还寄托着他们对甜蜜生活的想望。这个仪式不仅增强了双水村这个村社的凝聚力,而且村民们还通过这个一年一度的仪式传承着传统风俗。
与打枣节这种全体村民参与的节庆仪式相比,婚丧嫁娶的仪式更加强调宗族血缘关系,仪式的参与者大都是仪式举办者的亲属或好友,这类仪式体现出了乡土社会对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视。孙少安与贺秀莲的婚礼就邀请了少安父母双方的亲属以及双水村的队干部和与他家相好的人家。孙少安婚礼仪式上邀请的亲属与乡邻,是以孙家为中心按照其与孙家的远近亲疏关系延展开的,暗合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国人人际关系格局上呈现出的“差序格局”的总结。此外,孙少安的婚礼还为我们呈现了陕北乡村的婚俗,在婚礼上坐席的是孙少安的娘舅亲和村里的队干部,而孙少安的叔婶、兄弟姐妹以及邻里则为了婚礼的酒席忙碌。也就是说,在婚礼仪式中个人与仪式的关系呈现出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规定着不同人群在婚礼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并借此来维护族群关系。婚礼仪式不仅仅是个人组建家庭的象征,还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
与热闹、欢快的打枣节以及喜庆的婚礼仪式相比,路遥在小说中描写的葬礼仪式无疑是严肃而沉重的。丧礼中涉及到的仪式包括葬礼第一天夜幕降临后举行了隆重的撒路灯仪式,第二天大出殡前进行的“游食上祭”仪式以及死者娘家人的“商话”等,最为重要的起丧与下葬仪式由阴阳先生主持并且全村的人都参与到了仪式之中——双水村的所有人家都在院畔上点起了辟邪的火。此外,依照乡俗还在停放棺材的院子里搭起了灵棚,棺木前的灵岸上摆放着长明灯以及供果,棺木上搁着一只活公鸡。金老太太的直系亲属在棺木旁守灵并接受亲属的吊唁。金老太太的葬礼不仅仅是金家的事,还是整个金氏宗族的事情,金家全族人都在为金老太太的葬礼忙碌着。金家湾的许多人家都在为丧事碾米磨面,金俊海家摆满了课幡、引魂幡、童男童女等纸火。繁冗的仪式程序以及在仪式中使用的各类仪式器具,使这场按照农村习俗的最高礼规举办的葬礼承载着悼念亡人与传承文化记忆的多重意义。可以说,金老太太的这场遵循着繁琐习俗的葬礼,不仅体现了金家对“孝道”的重视,还表现出了德高望重的金老太太在双水村的口碑。葬礼仪式不仅仅是一种程式化的“表演”,而是对双水村村民的一场道德教育——通过仪式使村民意识到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简而言之,路遥对双水村这一乡村景观的构建并不仅仅是对其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及生态空间的呈现,而是书写了社会转型期双水村景观的常与变,进而折射出1980年代农村改革为乡土社会注入的活力与生机以及维系乡土社会的乡土文化脉络的稳定性。双水村狭小的空间与其漫长的历史共同构建了双水村这一蕴涵着民俗、乡俗等一系列地方性价值观念的时空综合体。
注释:
①俞孔坚:《回到土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 199 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