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一生要建造一栋房子（散文）
严彬
一百年来，
在浏阳河沿岸，
修房子是所有成年男人的心愿。
一场战役能塑造一位英雄，
一场洪水能带走一口池塘里的鱼，
但樟树和杉树不会在一个夏天长成，
一栋房子要耗费一个男人的半生。
——《建房子》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家里每一间房子的墙壁的颜色，墙上挂着什么东西，钉过什么钉子；我记得每间屋子的意义，它们各是用来做什么的，放什么东西，我们会去那里做些什么；我甚至还记得每一间房子里地面的形状、材质、颜色，粗水泥地是哪一间，暗青色的细水泥地又是哪一间，哪几间房子是泥巴地，泥巴地房间的地面上有什么形状的坑。现在回想起来，又或者我去畅想往后的时光，去想象我完整的人生，也许我对我们那位于浏阳河边涧口最后一户人家的我们自己的房子的记忆，是最真切、最深刻，也是最幽微的。
如果我现在闭上眼睛，想象那是在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我们家地面刷得最为细致的堂屋里，那幽暗的水泥地面上总会沁出一层薄薄的水膜，有时候水膜凝结成稍大的水滴，南方的湿气从地面上升，与我们的人接触。靠着大门口的位置，偏西南角临近我爸妈卧室的地方，水泥地面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裂开了一块。后来那一块开裂的水泥地慢慢松动，裂缝变大，又不知什么时候彻底脱离了地面，便被扔到外面去了。这可能是因为那一块地方常年和大门摩擦最多，而我们又常常跑到爸妈卧室去看电视有关——因为那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后来从堂屋挪到了我爸爸妈妈的卧室，而卧室的另一扇房门是朝着正西方向开着的，我们也喜欢打开两面的门，尤其是夏天和秋天，坐在门口吹风，屋旁边带着柿子树和枇杷树树荫的太阳光圈下午时分投到门口，是非常舒服惬意的。我们过年的守岁、平时做作业，以及大人们打牌、打麻将，都多在那间房里。长年累月，将水泥地踏破了，磨损了，也是不奇怪的事情。
堂屋便是我们每天早晨从卧室里出来，要去打开大门的那间最大的屋子，也是客人们从外面进来，穿过双开的大门见到的第一间房子，是我们那里待客最常用的房间，也是家里人最多穿过的房间。它就像人的胃部，什么东西吃进来，水或者食物，该吸收的不该吸收的，都要从那里经过。我记得那地面最先也不是一块水泥地，水泥地是我出生记事以后，由我的做过泥瓦匠、会建房子、会为家具刷油、做腊面，还能在腊面上用气球印上花朵形状的我的辉叔叔做的。而那栋房子是我爷爷手上建起来的，而具体的时间我不知道，也没有仔细问过，大约应该在一九五四年浏阳河那场淹没了绝大多数农田和房子，又浸垮了无数土砖房子的大洪水以后建起来的。至于我家原来的房子，也就是我爷爷以前的房子是什么样子，我没有见过，恐怕我爸爸也没有见过——他是上门女婿，得问我姑姑，或者我邻居付伯伯、牛叔公他们。
我在那栋我爷爷建的房子里连续住了十八九年，直到上了大学才慢慢和它分别。那么多年住在一个地方同一所房子里，出出进进，什么都熟悉了。我去过的地方大多也是那个样子：我父亲的爸爸，也是我的另外一个爷爷家，房子差不多。我那在施家冲的姥姥家，也就是我奶奶的娘家，我小时候常常由爷爷和妈妈、爸爸领着，也去过很多次，对他们那里的房子也依稀有记忆。我姥姥家那山里的房子，堂屋中间就埋着一个大火盆，冬天了，天气冷，往里面架着木柴烧火烤，上面由房梁上用一个铁钩挂着烧水壶，也挂着腊肉……我喜欢烤木柴烧的火，比点火炉和暖气要舒服很多。那是一种切身体会，是我们冬天和春天必须要做的一件事。生活在那样的房子里，是热闹的，快活的，却也是肮脏的，尤其是一个人从另一个较为文明的社会中经过，又回到或经过乡下，便有更深的体会。
以前，多少下乡人希望以各种途径走出去，去吃国家粮，吃商品粮，去城里，去上学，去打工，哪怕是去卖血，去做小姐，也要从阴暗而不干净的、到处是家禽和家畜的老屋里走出去。我爸爸也总套用别人说过的话对我和弟弟说：
使劲读书，只要你有本事，将来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送出去！
真是一种悲壮的乐观。唉！是啊，我也知道，我们乡下的环境，中国旧式的房子，向来是不敢恭维的。最起码是我从八十年代以来亲眼见过的南方乡下的房子，绝大部分是土砖垒成，以泥巴糊在土砖上面，一块一块，一层一层，就那样往上砌墙，最后在一层或一层半处加上木制的房梁和屋顶，大体就是那样。年代久一些的，又或者家里稍微有些家产的，倒还会用木头或青砖建一栋半栋房子。总之，完全木头做的、辅以少量天然石料的房子，我只在镇头镇上的老街上见过。那是两排干干净净、大概有一百年以上历史的老房子、老街。我爸爸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姥姥，因为以前曾是地主，祖屋面积不小，像个四合院，好像用到过青砖。而我那姥姥的邻居家则是一栋大半用木头建造的房子，我爸爸说，那房子有一百多年历史，是清代的。木房子如今已经荒废了，小半倒掉了，支起来的地方则到处是蜘蛛网，后门的风穿进来，又从破了的前门和旁边的墙壁上穿过，也没有住人了。除此之外，各家各户便全是差不多形状的土砖房子。
土砖房的基脚和下半截大多用从浏阳河里捡来的大小不一的石头混着石灰、用水浇灌上去，在一米到两米前后，便开始砌上土砖。那土砖当然是用泥土制成，选了黄泥掺杂些碎稻草，以水搅匀，再灌到约一尺长、二十五厘米宽、二十厘米高的木制的土砖模具上，待到这原始的混泥土干了，就成了一块一块的土砖。这种制作土砖的方法我猜测是世界通用，由古老族群那些农业社会中的智者们发明出来的——在一部很早以前的中国电视剧《孔子》中，以及在那部很多人都知道的关于摩西出埃及的故事的影片中，我们都见到过土砖的房子，见到摩西的希伯来族人奴隶们为古埃及贵族制作土砖的场景，和我小时候见到并亲手做过的土砖几乎一模一样。在那人类社会生息繁衍的时间的长河中，有过多少令人惊叹的变迁和发明，又遗留下来多少亘古不变的传统和习俗。
我知道那土砖做的房子当然是一项大发明，让我们人类有了定居之所。然而，就在我们这两个多洪水的古文明中，在尼罗河畔的古埃及，在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流域，在密布于东方大地的水域网络中，多少人聚居的房子被大雨浸垮、被洪水冲走……就在我偶尔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也会敬佩和羡慕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人，羡慕精致的掌握着建造最柔和、光滑的房子的近现代代日本人，甚至那些生活在北欧和俄罗斯大地上懂得用木头建造百分之百的木头房子的人们：因为木头房子虽然不如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的石头房子那么宏伟和坚固，却依然是不大容易腐朽的，住在里面让人觉得很温暖，木头的地面架空起来，隔绝了雨水和泥土，家里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也会变得干净，可以拥有洁净的餐桌和床。而如果不是西风东渐，一百多年前西方文明的陆续侵入，我们这块大地上的绝大部分人也许依然住在泥土浇灌的房子里，就像一八八三年出生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在中国进行的数次考察后写成的笔记那样。他见到的是一个肮脏和破败的中国，从沿海到内陆，从宁波到北京，几无例外，不如他熟悉的文明的欧洲家乡，也不如他早前到过的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他亲眼见到并写下的记录有：
1868年9月23日，在天津，“天津农田广袤，人口密集……房子是用麦秆混着泥土（红土）建成，并且在村子里紧紧挨在一起。整条路上只有一所稍好一些的房子，是一所出租屋”。
1868年9月28日，“我们到了通州……在这里下船，距离北京是20公里，上岸的地方是一块肮脏的平地，杂乱的小船，极度不美观。城里很脏很臭，没有什么能削弱这种让人恶心的感受”。
1968年10月，他们到了北京，“北京城的房屋又矮又破，特别是临街的一面，大部分的商铺都很小”。
这泱泱大国千年都城的北京尚且如此，那些小地方，小城镇，南方和西北那些住着农民和牧民的小村落，他们的居住环境又是怎样的一番场景？……我想，其实也和我们那里如今还没有倒掉的最穷困孤寡的人居住的老房子差不多吧。因为一些事物就像野草一样并没有多大变化。想到这里，我不免又觉得哀伤，为我们这生活在东方大地上的古老民族感到悲哀：也许数千年来，我们最普遍的先辈那最日常的生活并没有什么进化，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接着一代，在自家的土地上，在自己幽暗的土砖和茅草顶的房子里，从幼年走到老年的。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我和我的父辈经历了中国的巨大变迁，我们家里那栋住过三代人的、也仅仅是使用了四十年上下的土砖房子也终于在二零零八年作古了。我爷爷终其一生力气建造的房子最后被推倒了，就在原来的地基上，仅仅按照风水师的看法往南面移出一点点，我爸爸亲手建造的房子起来了。我曾在一首诗里以“建房子”为题写到过，“一个男人一生要建造一栋房子”：
我爷爷的爷爷曾指着腐朽的房梁说：
这间房子会在明年洪水前倒塌，
你堂客不会自己坐着轿子来到涧口。
这些简单的道理就像
从黄土岗挑泥巴烧制红砖，
从浏阳河里担卵石垒墙脚。
——《建房子》
这是我见到的，也是我爸爸、我爷爷，我的叔叔和邻居们亲身经历的。普通的人生活在乡下，最朴素的生活早在中国的古代诗词中描述过，“男耕女织”，过着日子，生儿育女，儿女出嫁，在自己家门口，在亲友和熟人的小群落中，转来转去，“朝为青丝暮成雪”，人一个一个都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