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学革命发轫以来，中国文学似乎形成了两类互为映照的景观：城市与乡村。城乡书写及其多重辩证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新文学最重要的历史图景，也折射出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状况。然而，城市与乡村作为一对相互对照的概念而被提出，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关系是均等的。事实上，受限于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长期处于不均衡与不充分状态，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前沿阵地，仅仅属于“少数”。新时期以降，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下，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这意味着“城市”这一概念之于中国，不再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处境，而逐渐成为普遍的生活景观。这要求当下的文学忠诚地反映这种变化，预示着城市书写的无限可能。
然而，“城市”这一概念在中国，它不仅指向北京、上海、香港等现代大都市，更涵盖了一个相对暧昧的、模糊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言说空间和美学潜能的地带。这一地带就是“县域”。所谓“县域”，即是县城、集镇甚至是不那么发达的小城市的总称。相较于县城，县域无疑是一个更具包容性和阐释力的概念。县域内蕴的体系性，使其具有县城所不具备的表意功能，它更有利于表述中国城市的复杂风貌。另一方面，翻开地图不难发现，中国的疆域主要由县域构成。据统计，县域占据了中国国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面积。当然，这里的“县域”更多只是一种行政区域的划分，“县域”之内还包含了广袤的乡村。但这至少说明，县域之于中国，绝不是“边缘地带”，而是“沉默的大多数”，它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景观中最坚实的部分。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郑重审视“县域文学”这一概念，它是对中国的“城市文学”概念的拓宽与舒展。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将“城市”划分为“都市”与“县域”两个部分。都市不是一日建成的，雄伟的都市往往都有一个县域的“前身”与“前史”，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部分县域同样会勃发为现代都市。都市与县域的辩证关系正是如此得以体现：县域是都市的基础，都市则是县域的延伸。二者的交错和互渗，也成为城市发展史上特别有价值的意义空间。审视县域书写，对把握当下文学，尤其是城市文学的整体性无疑大有裨益。此外，它更合辙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生活在县域上的广大人民的生活，应当得到正视并纳入今天的文学书写之中。而当下的县域书写，究竟有着怎样的言说方式？锻造何种的精神内核？呈现哪派的美学外延？仍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
一、何处是县域？
讨论县域文学的精神面向与美学质地，首先要厘清“县域”的文学存在形态，即县域是在何种维度上被审视，又是在何种关系网络中被塑造的。历史地看，县域的地理方位，正处在乡村向都市的过渡地带，这就形成了县域身份的双重面向：都市的“起点”与乡村的“尽头”。
县域首先是作为都市的“起点”而存在。而这个“起点”不仅是出发的原点，同时也是重新抵达的终点。有论者指出：“论及‘70后’作家的写作，无法忽视‘小城镇’的存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着坚实的城镇生活体验，‘小城叙事’成为他们窥探人性、洞察时代的有效切口。”[1]此言甚确，但我们可以将目光从“70后”作家身上放大，县域作为中国版图上的主体部分，实际上已然构成了几代人的成长空间。应该说，县域体验是作为一种共同经验而存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离开县域、去往更广阔的天地同样是县域青年们的共通体验。雷默的小说《水手》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小镇青年”，高中没念完就辍学，因无法忍受县域生活的无聊，选择当一名远洋水手。从县域出逃，“到世界去”，也是县域青年们共有的精神冲动。当他结束航行，重新回到县域时，迎来了自己的精神成长。但并不是每个县域青年的远航之旅都会迎来平安着陆，就“重返县域”这一命题而言，许多时候是一种无奈之举。当县域青年们为追逐梦想而奔赴都市，在都市中体验到生活的重压、人情的冷漠甚至是遭遇事业的挫败后，发现心之所向的无穷“世界”，不过是一个悬置了“所指”的“能指”空间。为此，他们选择重返自幼生长于斯的县域，为漂泊的自我寻找驻点，以此获得心灵的慰藉和重新出发的力量。“全球化一方面推动青年们义无反顾地‘到世界去’，另一方面也在制造它的精神返乡的反作用力，这一正一反，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辩证关系。”[2]蔡崇达的《台风来了没》就是一个极具症候意义的文本。东石镇的许安康自幼失怙，故乡的童年生活之于他已成创伤。但许安康品学兼优，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又在北京娶妻生子，正式逃离了县域。可当他辞职下海创业后，却在半年内血本无归，无奈之下，只得重返故乡东石镇。再度接纳自己的，却是曾经伤害了自己的东石镇，许安康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在台风天选择轻生，却意外与同样失意的同学蔡耀庭重逢。两个失落的中年男人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相逢，互相抚慰，自我饶恕，重新获取生活的勇气。县域就这样由创伤主体更换为了疗愈主体。李师江的小说《火烧弹涂》与之类似，写曾身价千亿的钢贸老板李根，遭遇国际市场钢材价格暴跌，一夜破产，被迫回到故乡小城，意外卷入错综复杂的凶杀案件。在此过程中，他重新建立了自我认同，实现了自我疗愈。应该说，当都市生活不尽如人意时，县域作为一个疗救方案就会被重新提出，原点也就转化为了终点，都市的起点成为了人生的归宿。
其二，县域还是作为乡村的“尽头”而存在。与乡村相比，县域无疑是“发达”的，在信息和交通尚未如此通达的年代，县域的嘈杂市声构成了乡土上的人们的现代性想象。即便在今天，县域也因距离上的优势，而成为部分乡村青年的务工首选。从乡村奔赴县域，与从县域奔赴都市，在形式上是同构的。正如《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农民工，就选择来到临近的黄原市务工，以此追求黄金般的人生理想。县域寄托了一代乡村青年“到世界去”的梦想，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舞台。但县域作为“终点”又与都市不同，县域的经济空间更为狭窄，谋生亦更为艰难，试图在县域里辗转腾挪，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不见得比乡村更为容易。东西的《篡改的命》对此有着淋漓尽致的展现。汪长尺谋生的地方固然是在省城，但省城的繁华、进步和文明与汪长尺们无关，汪长尺们的生存地带不过是挂着省城之名的县域。因此，汪长尺无论如何卖力气，也无法改变自己和后代的命运。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将儿子汪大志“送养”给林家柏和方知之夫妇。林家柏是商人，方知之则是大学教师，前者象征着资本，后者则象征着知识，他们的结合才是“现代文明”应有的样态，他们才是真正的“都市”。相比于父亲汪槐，汪长尺已经完成了从乡村到县域的改变，但真正要实现“改命”，只能将亲骨肉献给“都市”。当“汪大志”改名为“林方生”，“命的篡改”这一梦想最终以一种吊诡的方式得以实现。县域作为对乡土而言的“黄金世界”，固然有进步与理想的一面，但同样有着冰冷而残酷的内里。在刘庆邦的小说《到城里去》之中，主人公杨成方在县城预制厂当临时工，繁重的工作和单调的生活，让他对县域并不迷恋。按照杨成方的设想，一旦娶到媳妇，他就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说到底，县域承载梦想的能力本就有限，这也是为何上文提到的，在县域里长大的青年们要奔赴更远他乡的原因，二者在根本上乃是逻辑互通的。县域更多是作为一个乡村与都市间的中介和桥梁而存在，它可以引渡青年到更大的世界去，但本身却不能成为“到世界去”的归宿。杨成方最后从县里到郑州再到北京的动力之源，或许也能在这个维度上得以解释。
二、县域文学的主体建构
县域既是都市的“起点”，又是乡村的“尽头”，但无论是在重返县域中获得疗愈、重建自身，还是在走向县域的过程中实现梦想、改变命运，县域都只是作为一种“方法”而存在。在此前提下，县域仅是都市和乡村的“他者”，县域书写的主体性缺失显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或许是因为，在通常的观念里，县域的叙事资源是相对匮乏的。县域身份的模糊和平常，使其无法像都市和乡村那样，承载足够的传奇故事。如传统与现代的激烈交锋，只有征用作为传统文化象征的“乡土”这一符号资源，才能够将斗争的意义推至最大，进而才有可能上升为国族寓言。因为传统中国的魂脉，正植根于乡土之中。而就书写现代个体的漂泊感与孤独感而言，似乎也只有在高速运转的摩登都市里，才显得深切。现代社会的人情冷暖，在迈向都市的过程中所感知的文化断裂，以及由此诞生的孤独及其抗争，都需要将现代都市作为试图抵达的终点，同时也是逃离的原点。
与乡村和都市相比，县域构成的其实是中国的“日常”，而日常往往让人习焉不察。从地理的纵深上看，乡村—县域—都市，组成了一条颇具概括意味的空间链条，而这一空间链条又颇有时间意味和进化论色彩，分别对应历史、现在与未来。县域身处其间，正象征着活生生的“当下”。历史的脉动与气息，往往在寻常的日升月落里氤氲出来。就此看来，县域书写所涉及的，就是如何处理日常生活的问题，如何在日常生活里抵达时代精神的内核，发现静水流深里的波澜惊变。这构成了对县域文学的极大挑战，捕捉日常生活里的意义，并将之作为一个有效的命题而提出，并为其赋予美学上的价值，是颇为不易的。“如果你既想让人物的活动、他的思想, 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展开, 又要写出他对某种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的追寻,那你其实就是在挑战汉语文学的限度……”[3]但也唯有这样，县域文学才能确立起自身的主体性，对当代城市文学进行有效的扩充，使自身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精神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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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全文请阅读《创作评谭》2025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