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文学成长叙事的审美嬗变及其隐忧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青少年形象一直是作家和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对象，青少年的成长经历也是作家们在文学作品中集中书写的故事，并以此折射百年中国的文化转型和历史变迁。近现代以来，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危亡时局中，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化先驱们出于文学育人、文化立人的目的，曾尤为关注青少年的成长问题，然而新文学的成长小说一直到当代才颇为盛行。有学者曾指出，“从‘五四’开始，‘知识分子’和‘农民’一直是现代中国作家最重要的描写对象，但自觉而完整的表现‘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的‘成长史’，却始自《青春之歌》与《红旗谱》”，并且在“人在历史中成长”这一标准下，杨沫的《青春之歌》是“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但从成长叙事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从鲁迅的《狂人日记》《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子夜》，再到叶圣陶的《倪焕之》、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成长叙事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线索。
就成长叙事和成长小说二者之间的概念区分而言，不论是以个体精神、身体成长为核心情节的成长叙事，还是以成长叙事为文体建构基础的成长小说，此两者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较难找到相对应的文本。有学者认为，“如果说我们非要找到一部中国成长小说完成版杰作的话，那么，《西游记》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孙悟空毕竟属于神话人物，其年龄增长难以与现实生活中的青少年相对应。从学界共识来看，成长小说源自18世纪德国文学，又称教育小说，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是标志性的作品。可以说，成长小说是启蒙运动所哺育的文学的宁馨儿，成长叙事则是作家在运用这一文体进行创作时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又可推扩到诗歌、戏剧和散文等文体中。正因如此，以成长叙事为核心线索考察当代文学更显视野的宽阔，而以成长小说为研究主线更能显出当代文学成长叙事的核心特征。
回到当代文学成长叙事的发展脉络上便不难发现，当代作家接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成长叙事传统，在表现个体精神世界的成长上卓有成就，无论是“十七年文学”中从革命叙事中脱颖而出的知识分子成长小说《青春之歌》（杨沫），在新时期文学中以个体心灵成长透视时代转换的《伤痕》（卢新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黑骏马》（张承志）、《人生》（路遥）、《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颇为流行的女性主义成长小说如《长恨歌》（王安忆）、《少女小渔》（严歌苓）、《私人生活》（陈染）、《大浴女》（铁凝）、《无字》（张洁）、《北流》（林白）等等。可以说，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对于女性人物内心的精神成长的挖掘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逐渐转向了对于女性身体的强烈关注。这一转型既是当代文学思潮日益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的表现之一，也是百年中国文学成长叙事逐渐从“精神交响”转换为“身体哀歌”的历史脉络的集中展现。
以成长为中心，当代文学从宏大叙事促使人们精神震荡的文化场域中逃离而出，迅速地卷入了以个人身体哀乐为核心的审美风潮里。当前的成长叙事研究虽然在文学史性质的爬树整理和整体概览中，渐趋把握了当代文学成长叙事的整体类型与代际流变，但是较少有对成长叙事的启蒙主义的理论根基作追根探源，也缺少对成长叙事理论作结合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辨。这便导致，当前成长叙事研究对于作家们在讲述成长故事之时所表现出的伦理倾向，未能进行具备现实敏锐触觉和理论穿透力的综合性考察。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视野下，斯芬克斯之谜被阐释为一个关于人类群体“成长”的故事，斯芬克斯代表着原始社会中人性与兽性一体的混沌状态，“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和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都是象征性的形象，他们从两个方面阐释了人的本质。一是强调人头体现人性因子，人头代表人的理性，它是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性因素。二是强调狮身代表兽性因子”。可以说，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关键的转变之一就在于伦理的觉醒，人类因此学会了以道德理性钳制自身的动物本能。从成长叙事的理论建构视角来看，这一理论对于神话的释读和原始人类社会伦理现象的揭示，构成了对于人类文化史大传统视野下的成长故事的宏观叙事。即是人必须超越自我，从本能走向理性，从任意施为走向道德自律，才能真正以大写的精神形象屹立于自然万物之中。
当我们以成长的理论视角回过头来重新考察斯芬克斯之谜不难发现，俄狄浦斯所参透的谜底早已隐藏了关于成长本身的微观理论。人类在幼年之时受限于身体和心灵的孱弱，不得不以谦卑的姿态匍匐在地，一旦成长到壮年，身心的强大令其可以顶天立地、开创事业、追逐理想，而等到步入人生暮年，则年老体衰不得不借助外力辅助。这一微观的成长叙事隐喻了关于成长的两种隐喻：一方面，人是有限的存在，人的成长是有限的，人生起于孱弱、终于衰微；另一方面，人类年龄的增长、心力的增加与身体的成熟，有时会遮蔽了个人德性品质的流失，例如年幼时的纯真和谦恭。以此宏观和微观相济的理论视角回看当代文学成长叙事，可以发现，作家们虽然也能注意表现人物心灵的成长，注意批判人物的反成长现象，但有时会因为对人物过度的情感共鸣而忽略了人物本身的缺陷，从而陷入了误将冷漠当成熟、错把自恋当成长等伦理价值的悖谬中。下文将对上述诸多涉及了伦理、心理等因素的文学现象，进行逐一考察。其中，首先要探究的是当代文学成长叙事所极力推崇的觉醒意识。
二、心灵成长更宝贵：当代文学成长叙事对个体觉醒意识的再现
当代文学史的发展与当代历史中的政治转型、经济发展、文化革新存在着步调趋同的现象，这构成了“一体化”文学态势的内在逻辑。正因如此，“人在历史中成长”是当代文学成长叙事的核心线索，这便导致作家们在讲述成长故事的过程中较为关注与看重个体内心的觉醒。智慧的增长、身体的成熟、阅历的增加固然值得称贺，但心灵的成长更应受到关注和珍惜。从北岛《履历》中那些铿锵有力的诗句“在疯狂的季节里/转了向……直到从盐碱地似地/白纸上看到理想”，到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在细雨中呼喊》等先锋写作探索中所呈现的青少年的挣扎前行和艰难成长。凡此种种，皆表明当代文学成长叙事善于以时代变化为现实依托来表现个体的觉醒，最终令作品较为完整地再现了人物内心中的自我认同、世界观重塑与信念建构等一系列心灵成长过程。
第一，当代文学成长叙事注意表现那些具有以人为本的价值信念的自我认同建构，这其中便包括人物对于自身品质的认识与坚守。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青年知识分子林道静登上了离家远行的火车，而她的人生经历常被研究者视为知识分子觉醒并自觉“改造”的历史，她的爱情抉择——从旧式文人余永泽，到理想主义者卢嘉川，再到现实主义者江华，也隐喻了革命年代众多知识分子的对于人生事业方向的选择。作家巧妙地以爱情的成败与否暗示了这三种人生道路的价值排序。若以心灵成长为考察中心，重新审视这部小说中成长叙事的伦理倾向，可以发现在林道静这一人物身上，最具道德训诫和人生启示意义的是林道静对于自我品质的探索与坚守。一是从带有压迫色彩和精神钳制的原生家庭出走的勇敢，二是对未来和真爱的无限向往所代表的理想主义。
这类以远行为主要情节或以火车为主要意象的成长叙事，以空间的变换展开叙事的多重面向，进而折射成长主体的自我认同建构。在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徐则臣的《夜火车》《北上》、北村的《周渔的喊叫》、林棹的《潮汐图》等一系列颇具成长叙事色彩的小说中，作家抓住人物的远行经历这一主线，以此考察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变化，发掘人物的优秀品质及其在逆流中的坚守这一成长过程的微妙细节。《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我”在搭乘顺风车时，出于朴素的正义和勇敢去保卫司机的一车苹果免受村民洗劫，结果遭受了后者的殴打，又受到司机的冷眼旁观和嘲笑。这种身体的痛苦与心灵的惘然，使得小说主人公的十八岁的远行和“成人礼”，分明折射了一个鲜活、青春的“自我”在破碎中重组的成长过程。须知，“激情是灵魂里渴望承认的那个部分”，尽管这种对尊严的追求在历史上只属于少数群体，“但是，对承认的渴求似乎也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里。贩夫走卒、手艺人、乞讨者未被尊重也会心痛”。正因如此，当代文学成长叙事关注青少年群体对于尊严的渴望、对于外界认同的追求，以现代性的视野展开幽微的人性空间。如《夜火车》中的陈木年，其内心深处潜藏着向世界进军的愿望，为了逃离被规训的生活，他甚而大胆地虚构了一出“杀人”事件，可以说，他的成长伴随着对自身能力的确认。而在这一过程中，其内心澎湃的生命活力虽然摧毁了他在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可能性，但却反衬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的形象。理想虽然很难实现，徐则臣却说：“我看重的是那个一条道走到黑、一根筋、不见黄河不死心、对理想敬业的过程，我希望人人有所信、有所执，然后真诚执着地往想去的地方跑。”作家们在讲述成长故事之时，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强调具备优秀品质的个人需要向现实低头并接受社会规训，而是尝试探讨当代青年人的个体成长与心灵觉醒在其自我认同建构上的细微呈现，这是因为，相较于年龄的线性增长，心灵的蝶变才是成长的本来之意。
第二，当代文学成长叙事着力书写人物所经历的人生变换，力图呈现这种变化对其世界观的重塑作用。在麦家的《人间信》中，“我”因为父亲德贵的德行不修而遭受了无尽的苦难，“我”的举报也令赌博的父亲遭受了牢狱之灾，直到父亲去世，“我”成了父亲，才明白家庭和睦与父子亲情的宝贵，从而甘愿跪在母亲面前领受了迟到多年的家法。在胡学文的《龙凤歌》中，贫寒出身的朱灯跃出农门，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不得不成为城乡之间联系的纽带，他的成长意味着一个淳朴的农村青年人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或对抗中重建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作家在这类人物的心灵成长之旅中，找到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家庭传承与伦理转型的种种况味，并铭记为一曲关于成长叙事的长歌。
这类在苦难生活中重塑自身与外界关系认知的成长主体，在当代文学中并非孤例，主要还可分为在近现代历史中历练和在当代社会转型中蜕变这两种类型。前者如张炜《去老万玉家》中的舒菀屏、余华《文城》中的林祥福、徐则臣《北上》中的谢平遥、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中的梅云游、胡学文《有生》中的乔大梅是作家在百年中国历史中所探寻的成长主体，他们身上凝结着民族优秀的道德传承，并在历史的磨难中越发显现出品格的高贵和心灵的崇高。后者如苏童《河岸》中的库东亮、张炜《河湾》中的傅亦衔、王安忆《启蒙时代》里的南昌、毕飞宇《平原》里的端方、陈彦《星空与半棵树》中的安北斗、迟子建《烟火漫卷》里的刘建国、储福金《念头》里的张晋中、郑执《我只在乎你》中的苏敬钢，这些人物被作家放置在转型的时代和变动的社会等语境中进行考察，或是一个烈士家属身份的得而复失（库东亮），或是一次突如其来的车祸（张晋中），或是一种常见却又令人忽视的“隐婚”（傅亦衔）……在这些人物自身与世界发生深刻碰撞的情节要隘，叙事者抓住了人物内心对于现实世界的微妙认识，并将之呈现为当代文学成长叙事中五彩缤纷的人物心灵世界。
第三，当代文学成长叙事以成长主体的精神信念建构个体觉醒的奇点时刻，以此探究人物在成长中得以超越人性局限的心灵密码。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哀婉多情的叙事格调表现了一代“知识青年”在苦难中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即在厚重的乡土大地上寄托生命的苦乐与悲戚；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以铿锵有力的笔势描绘了一代人奉献给理想事业的热血画卷，可谓在宏大的事业蓝图面前超越了个体小我的哀怨；北村的《我和上帝有个约》以冷峻如手术刀般的心理描写，挖掘一位因受难而走向作恶的罪犯的心灵世界，在书写陈步森走向忏悔、赎罪的心灵成长的过程中，将精神信念确立在尘世之间的人际温情和悲悯之心上；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以鲁迅“抉心自食”一般的勇气，剖解初平阳等一代青年人的罪与罚，并期待到世界去寻求精神信念的建构与新生……约瑟夫认为，“人在创伤后成长的表现之一是会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重新确定事物在自己心中的地位。人们会重新审视内心，了解什么对自己来说是真正重要之事。他们在创伤带来的生命转折点上忽然省悟，自己过去一直在按别人的要求和社会的期望生活，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渴求。”换言之，真正的成长绝不是停留在创伤记忆中日渐消沉，也不是向现实生活中寻找物欲的满足和生理的疗愈，而是在内心的忏悔、思考与挣扎中确立起人生的信念。当代文学成长叙事以此为核心情节编织起关于心灵成长的崇高乐章。
如果说，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今夜有暴风雪》《我和上帝有个约》这些小说中，作家在成长叙事上表现出对于一种崇高精神的迫切追寻和价值确认，那么，在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陈彦的《主角》《喜剧》、王跃文的《家山》、熊育群的《金墟》、贾平凹的《河山传》、陈继明的《平安批》等小说中，作家将人物的成长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紧密联系起来。其中，一方面是传统美德令人物受到长久的价值熏染，例如忆秦娥（《主角》）受老戏忠孝节义的陶染，孙少平（《平凡的世界》）受了乡土社会中勤俭文化的哺育，司徒誉（《金墟》）则是岭南之地具有浓厚宗族文化氛围的古镇中成长的乡镇“改革家”……这些人物的成长履历表明，当代文学的成长叙事基于文化传统的内核，探寻人物之所以建构内心精神信念的文化根由和历史脉络。
如上所述，成长叙事是当代作家所关注的重点，尤其是青年人的个体觉醒意识，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当代文学成长叙事的核心。从青年人的自我认同建构，到成长主体在自身与外界的碰撞中重新建立世界观，再到其精神信念的最终确立，当代文学成长叙事较为完整地再现了青年人“觉醒—出走—新生”的成长过程，并在作品中沁润了心灵成长更宝贵的伦理意识，可以说，这在无形中奏响了当代文学成长叙事的“精神交响乐”。然而，这种对于成长个体觉醒意识的勘探，只是当代文学成长叙事的主要侧面之一，许多青年人反对成长、拒绝觉醒甚而“装睡”，则是作家在作品里着意批判反思的社会现象。
三、在审视与欣赏之间：当代文学成长叙事对“反成长”现象的揭示与反思
在个体的成长之路上，心灵的成长之所以如此宝贵，被当代作家们珍视并在作品中加以烘托表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代社会中的许多个体倾向于拒绝心灵觉醒，最后形成了“反成长”的心理偏好，此即是在当前社会中频繁出现的“巨婴”现象。荣格曾经指出，“成年人最常遇到的精神困扰都有一个共性：他们总想把青年时期的心理带到下一个时期”，这种普遍存在的心理或可以揭示反成长的“巨婴”们所存在的心理症候和情感偏执。相比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为浓厚的青年审美乃至青春崇拜色彩，当代文学成长叙事善于发现青年人甚至中年人身上的“反成长”症候，并以颇具精神分析色彩的叙事视角，以丰富的心理细节，呈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多重维度，堪为成长叙事的心灵“辩证法”。
首先，当代文学的成长叙事在表现抗拒成长、自甘堕落的青年形象时，有时会以批判的视角对之进行谴责。最早在1977年刘心武发表的《班主任》中，就有对宋宝琦这一游手好闲、调皮捣蛋的少年形象的反思。在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中，主人公倪吾诚向往着文明和理性，从西洋留学回来后要祛除家庭、乡村文化中的弊病，却无奈且悲哀地发现周围人皆是以本能的方式来生活，拒绝关于文明和成长的可能性。同样，在贾平凹的《废都》里，青年人如周敏、唐宛儿等人自甘堕落，沉迷于功名利欲之间，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德高望重的族长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青年时行事也十分荒唐，更不必说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似水柔情》中，一众青年人被口号宣传蛊惑而轻易地犯下了不可计数的罪恶，成为邪恶势力的帮凶或刽子手……凡此种种，皆表明当代作家对于那些“反成长”甚而自甘堕落的青年人常怀批判之心，这不禁令人联想到，现代文学在经历过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青春昂扬之后，也出现了以老舍《二马》、张天翼《包氏父子》、师陀《无望村的馆主》《刘爷列传》为代表的反思青年人的重要作品。可见，青年人的“反成长”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整个中国新文学能否启蒙立人并达成整理世道人心的理想，更是与中国文化的新创和转型以及民族的未来密切相关。
其次，当代文学的成长叙事并非对青年人的“反成长”现象作简单化的批判，而是尝试探究这种“反成长”背后的人性因素和社会文化背景。陈彦《装台》里的菊花处处与父亲作对，遗传了刁顺子相貌的菊花厌弃自己的身体，常在自惭形秽和自怨自艾中积累了数不清的怨怼之情。菊花的破坏欲与日增长，她处心积虑地赶走了顺子的继女韩梅、第三任妻子蔡素芬，她的人生俨然成了从受难到施暴的恶性循环。当然，在小说中作家也对菊花这一反成长的青年人增加了许多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例如父亲顺子的装台人身份不受人们尊重、母亲抛弃她而与广东商人私奔、继母因癌症病逝、相貌丑陋在只重外表的社会上难以婚嫁等等，这些都令菊花受到了较多的心理创伤。可以说，青年人的“反成长”固然有其个人德性品质的问题，也与整个社会人心文化的功利化、标签化、科层化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倾轧不无关联。菊花这类青年人，面对艰难的生活而主动选择退却和取巧，成为寄生在父辈身上的空心人，其无可排解的爱欲因压抑转化为无尽的破坏欲最终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四分五裂。
当代作家在成长叙事中剖析这类“反成长”的人物形象的人格心理时，通常抱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之心。从成长心理学来看，“幼年时曾饱受身体残障和病痛困扰的儿童”“他们经受了太多苦楚，以至于很难感受到为社会做贡献即是生命的全部意义……他们的眼里多半都只看得到自己。在如今的社会里，他们的自卑感还颇有可能因那些怜悯、嘲笑或厌恶排斥的目光而越发强烈。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可能变得孤僻内向，丧失成为社会中有用一员的期待，甚至觉得遭到了整个世界羞辱”。例如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格非《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阎连科《受活》里的受活庄村民、《风雅颂》里的杨科、苏童《河岸》中的库东亮、李洱《应物兄》中的应物兄、张炜《你在高原》里的宁伽……这些人物或者因为人生变故、历史转型所投射的重压而不得不摧折了个人的理想和信念，或者因为先天禀赋的不足遭受着屈辱和歧视，他们或多或少地怀恋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与母爱的温暖，显得固执己见，拒绝面对现实并寄希望回归田园书斋，逃往河流乃至孤岛以达成内心的宁静。
再次，如果说，在陈彦的《装台》、莫言的《丰乳肥臀》、格非的《春尽江南》等小说中，作家以悲悯之心讲述成长故事，并反思、探寻青年人的“反成长”现象的历史根由和人性基因，那么，在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阿来的《尘埃落定》、王朔的《动物凶猛》等小说里，叙事者却又倾向于对这种“反成长”类型的青年人的多加以传奇式的妙笔书写，甚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青睐之意。《尘埃落定》里的傻子二少爷本是一位智力障碍的青年，却因为超乎常人的预见力和颇具自然色彩的行为处事方式，反倒成为一个十分成功的土司头领。这类青年人形象还如鲁敏《金色河流》中的穆沧，因其个性纯真质朴而受到小说女主人公河山的钟情。《动物凶猛》里的青少年们凭借着“大院子弟”的身份游手好闲、打架斗殴、为了女人争风吃醋，但小说里的“我”却“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在这种叙事话语中，认真通过学习知识来成长为富有才干的人倒成了受社会规训的牺牲品，而小说中的停留在少年躁动本能层面的大院子弟们反倒成了自由的飞鸟。这不禁令人联想到阿德勒对于被溺爱儿童的论述：“蜜罐里长大的孩子会觉得自己的意愿就是金科玉律，一定要得到满足。他们享受着众星拱月般的照顾，却不需要为之付出任何代价，以至于渐渐将一切看作理所当然。”《动物凶猛》里大院子弟们正是仗着自身矜贵的身份所以横行无忌，进而藐视那些努力汲取阳光雨露的普通青年和平民子弟。可以说，王朔在《动物凶猛》中以一种反讽的姿态展开了成长叙事的另一面，对于少年时期的“反成长”心理进行了一番较有怀旧意味的回返。
相比之下，毕飞宇在《欢迎来到人间》中塑造了一个不谙世事、执着于医术且心存善念的青年医生形象，小说里傅睿出生在医生家庭，因背负了父母的厚望而从医，家世显赫、医术精湛和气质出众令其声名鹊起。但这一切并非来自傅睿本人的人生选择，其人也困扰于医疗事故的频发而倍感折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傅睿颇具赤子之心，但他并没有真正经历成长，而是生活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滑行，直到遭遇了具有丰富多样的现实的广阔人间。北村在《自以为是的人》这部小说中，以反讽的笔调书写了心存理想追求的青年人陈明达在社会上处处碰壁的故事，这个“自以为是”却始终“不成长”的人却是一个超越了世俗功利追求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相信心灵和正义的纯粹的人。薛舒在《世上最美的脸》中通过书写盲人心目中与常人大相径庭的审美偏好，反衬出社会审美评价标准的单一化和庸俗化。在小说尾声，盲人推拿师阿兴的内心独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一份以“反成长”对抗世俗的宣言：“他想，只有长不大的陈家妹妹，才会和他一样，把一只丑娃的面孔，当作世上最美的脸。”在薛舒笔下，同样持守着自律节制、唯美自足的生活而拒绝向世俗方向成长的，还有遭受了爱人、挚友背叛的邬彼得（《彼得的婚礼》）。这些关于“反成长”的成长叙事表明，当代作家善于捕捉在所谓文明、秩序等社会规训力量的重压之下所潜藏的人性温度和个体能量，并以一种警示世人的叙事立场，将之塑造为一个个关于纯真与老成、青春与世故之间碰撞的成长故事。这自然离不开中国自古以来道家文化传统所重视的返璞归真、赤子之心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也与作家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体认和文化观察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后，当代文学的成长叙事以“反成长”为人物塑造的人性密码，从而呈现了人物更为丰富的欲望情结，打开了其更加广阔的内心世界。人的成长要以走出童年为前提，大多数人都对青春存在着无限的眷恋，都渴望沐浴在温暖的母爱中，由此形成了从个人心理到集体无意识的“反成长”现象，当代文学的成长叙事善用这些隐秘的欲望呈现幽微的人性细节。苏童在《黄雀记》书写了三位青年人之间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保润、柳生和仙女（白小姐）三人在欲望的诱惑下犯下了无可挽回的罪恶，而这罪恶又因为三人的各自的固执己见和“反成长”人格，最终造成无可挽回的恶果。保润年少时曾将仙女捆起来索债，结果原本只是对仙女小惩大诫的行为却因保润的疏忽造成仙女被柳生玷污，仙女蒙难却贪恋财物作伪证，将保润送入监狱，而罪魁祸首柳生反倒通过贿赂仙女成功脱罪，成为藏在暗处的“黄雀”。保润在出狱之后难以放下仇恨和年少时对仙女复杂的情感，进而走向了如痴似魔的精神困境中，最后在柳生的婚礼上将他杀死。柳生本来是那场罪恶的最后“赢家”，他表面上收敛了行为，却拈花惹草、本性难移，最后死在人生大喜之日。仙女自命不凡，年少时便欺骗了保润的钱财，又因财物而作伪证，后来成为白小姐的她仍然服膺于年少时就迫切追求的那些欲望，最终被人玩弄、抛弃落得无家可归的仓皇境地。苏童在《黄雀记》中剖解保润、柳生和仙女这类人物固执、“反成长”的人格，为读者照亮了人性的幽暗深度。在鲁敏的《六人晚餐》、格非的《登春台》、艾伟的《爱人有罪》、房伟的《血色莫扎特》等小说中，作家围绕青年人所处环境、身世经历与时代变迁等多个维度探查“反成长”现象的人性奥秘，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关于成长的尘世哀歌。
总体而言，在“反成长”现象上，当代文学的成长叙事接续了现代文学史中反思青年人的叙事传统，既能批判青年人群体存在的劣迹和恶行，也能通过社会现象的描写发掘青年群体“反成长”现象的历史根由与文化基因，进而在人性书写的文学主脉上开凿出审美的富矿。其中尤为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世俗意义上的“成长”，反倒是一种服膺于社会规训的行为，而旗帜鲜明的“反成长”也就成了理想主义者的宣言，这在《欢迎来到人间》《自以为是的人》等作品中皆有一定的表现。然而，当叙事者们过分欣赏青年人的标新立异、自我认同乃至自怨自艾，当代文学成长叙事的伦理立场就滑向了与成长本意相反的一面，显现出不小的伦理悖谬。
四、当代文学成长叙事伦理的三重悖谬
若以文学与伦理学呼应与互现的理论视域重勘当代文学成长叙事的流变，我们便不难发现，在那些关于个体成长的故事中，叙事者会在无意间显露出一些关乎伦理与价值的悖谬。例如在赞赏个体成长的同时，错把冷漠当成熟；在理解个体心灵的压抑与苦痛时，会以人物的自恋为其自我建构的最终标志；在抒写个体成长的生命旅程时，又以简单化、线性的成长作为主要线索，使得人物的成长无限制地蔓延到了老年而忽视了人的有限性。
其一，错把冷漠当成熟。“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深刻的审美转型，其中，从“主体意识”觉醒的、崇高的抒情姿态，转换为“冷酷”的叙事风格与“客观化倾向”，最后，“碎片化”“物化”的抒情叙事在文学园地中召唤出了“冷淡美学”的魅影。这一过程也恰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步调趋同，文学作品的欲望叙事也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代风气的转换，引起作家们的关注和批评家的反思。在许多女性主义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个体成长之路，便是一条走向冷漠、尖锐和对抗的孤独之旅。例如在铁凝的《玫瑰门》中，苏眉的成长是“一个不断逃离母（祖）辈控制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对母系温情的疏离和解构。而在张洁的《无字》里，女作家吴为两次婚姻皆失败，令其耗尽了生命的能量，最终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而悲惨地生活，在这里，爱情和真诚等一切可以激起人际温情的词汇都化为了冷漠的灰烬。小说中叙述者的情感共鸣揭示了吴为成长的酸辛苦痛：“多年的羞辱也为吴为的敏感优柔穿上了坚而冷的盔甲，她能不如此脆弱又如此坚硬吗？”再如当下文学中的林棹的《潮汐图》、唐颖的《通往魔法之地》等小说，人物的成长已经脱离了人性的温热本质和故土的坚实厚重，或变形为在南洋群岛中肆意徜徉的蛙形少女，或转变为一心逃离故土通往异域魔法之地的寂寞旅人。
这样从先锋文学开启的零度美学和冷漠情绪，不独表现在女性主义小说而是弥漫在当代文学成长叙事中，在路内的《少年巴比伦》中路小路和白蓝的恋情终止于白蓝的勇敢追梦，而路小路却陷入了情感的荒漠，不再追逐热烈的爱情，并将这种人生的荒芜视为成长的必需品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查尔斯·泰勒认为，当代社会与文化的种种迹象表明现代性的隐忧之一在于“个人主义”的泛滥，在个人主义发挥出其历史作用之后，对传统秩序、崇高精神的祛魅也导致“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进一步而言，“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症结所在。如果我们从挽救人类的本真与理想的问题意识出发，重新回看当代文学成长叙事中误将冷漠当成熟的现象，可以发现这些成长主体经历了创伤经验而选择走入个人主义的堡垒中，以个人的哀乐为生活方向和道德选择的标尺。其实，这些都混淆了事物本身和现实表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次感情的失败只是一个失败的表象，却不能代表真爱并不存在，人们不应当只是追逐那个生命中的过客而患得患失，最终陷入了对所有一切美好事物——包括亲情、真爱、理想和道德的怀疑和敌视中，自怨自艾、无处可逃。在这个层面上，当代文学成长叙事亟需回应现代性的“隐忧”，来挽救人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本真与理想、道德与崇高。
其二，以自恋为自我认同建构。在王田的《少许灰烬》中，“她”的痛苦在于，“她的新年，在他妻子从娘家回来时，便宣告结束”，甚而可以说，“爆竹炸飞了她所理解的幸福，好像全世界的热闹都在嘲讽她的孤寂，这不知检点的身体，这不知检点的灵魂”。在这种叙事格调的建构中，不轨的婚外情成为了一场带有自怜自珍意味的爱的献祭，小说里“她”的成长，实则是以“忧郁”的、自恋的感性抒发代替了自我认同应有的理性建构。这种所谓的“成长”，甚至令“她无法对‘父亲’这个角色抱以同情”，因为“女人和小孩可以犯错，男人不行”。在伊沙的《英俊少年》里，叙事者讲述了少年武文阁在初高中的成长故事，以武文阁和几位女性人物如严诗婷、莫娜、小薛阿姨之间的暧昧与恋情，表达了青春期的少年群体特有的情愫萌动和微妙的性心理。然而，当这种对青春的回顾，从自省的心理剖解与批判，变化为对过往生活的怀旧和欣赏，那么这种自我认同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对自恋的表达。正如小说中武文阁在受到小薛阿姨的赞美之后的心理活动：“一个16岁少年的自我被唤醒了：他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是个有模有样的英俊少年！”这表明叙事者将这种身体上的成长当作自我认同建构的前提，唯有“英俊少年”这样赞美的语词才能唤醒少年的自我，这样的自我认同建构也就接近于对镜自怜。而在冯唐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中，也有以混混身份洋洋自得的主人公，将那些“刻苦用功”的学生贬斥为“学习牲口”，但就是这么一位极度认同自我的主人公，却并没有做出任何值得旁人称道的事情，反倒是给周围人带来麻烦和困扰。
若要正确认识这种成长叙事中自然流露的自恋倾向，就有必要考察在自恋的背后所隐藏的人性奥秘和社会背景。伊索尔德·沙里姆认为，“自恋是一种‘社会形式’：理想的大自我发出呼唤——成为你的理想！这种自恋的呼唤来自各个地方……它要求我们调动自恋的能量，促使我们建立自恋的自我关系和自恋的世界关系。”也即是说，自恋是一种生命状态的表象，其背后存在着一个已被大他者所降伏的主体，后者在自恋的美酒中甘愿甚而沉醉地戴上了外物赋予的锁链和镣铐。在上述成长故事中，无论是美人的倾心、天赋的才华，还是桀骜的性情、自诩的聪颖，都被叙事者赋予小说里那一个个光彩夺目的成长主体，然而这种贴标签、挂徽章的文学行动其实恰恰忽略了，这些外表的浮华和能力的卓越不过是世俗社会评价标准下的刻度，而不是真正闪耀着人的精神的理性标尺。在这一层面上，部分成长叙事以自恋为自我认同建构，是在呼唤着独立和自由的同时走向了从众和屈服。
其三，成长叙事对年龄不设上限。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成长已经不再如个体成长心理学所论证的那样，是童年、少年和青年群体的专属，其年龄范围甚至漫溢过了中年而直达老年。例如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小说中，女性的成长往往与生命的历程相匹配，而这些作品一般被评论界视为典型的女性成长小说。这表明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于青春的眷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但是，“一个不能和生命说再见的老人，和一个不敢拥抱生命的年轻人一样无力、一样病态”，也即是说，作为已经成长的老人，理应认识到人生的有限并以一个符合生老病死之自然节律的生命状态去为人处世；作为一个生命正焕发蓬勃生机的年轻人，必须以昂扬向上的精神姿态投入到生命的创造之旅中。
从叙事伦理角度来看，荣格所指出的这种不肯告别青春的现象也存在于当下文学的成长叙事之中。姚鄂梅在《我们的朝与夕》中书写了大都市生活的年龄各异的女性群体，她们是刚工作的白领职员、离异的单身母亲、退休后再就业的艺术总监。叙事者塑造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并以她们的成长故事隐喻整个女性群体以蓬勃的生命力在家庭、社会的夹缝中顽强地成长。例如，在小说尾声，退休后再创业却没有把片子卖出去的丛老师，如此对衣泓说：“我发过誓，今生今世，一定要拍一个作品出来，否则我死不瞑目。”这里应当质疑的是，明明丛老师带着衣泓等人已经创作了一部片子，却仍在强调“要拍一个作品出来”，也即是说，后一个作品是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已不再是退休生活中的自娱自乐，而是对事业成功的偏执。诚然，叙事者对女性群体的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值得肯定，但是就小说中的成长叙事而言，叙事者也不由自主地扩大了成长的边界，进而忽略了成长的有限性，回避了人本身的有限性，这样的成长未免更像一场自给自足的美丽的幻梦。还如周瑄璞的《芬芳》，在这部书写乡村女性“人格成长”的小说中，杨烈芳到了五十岁却对年龄如此诧异：“从前觉得半百之人就老透了，可自己怎么还感到很年轻，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还有一颗热乎乎的心，依然敢爱敢恨敢愤怒。”人心都有热量，气力也未必早衰，但是这显然不构成证明青春常在的充分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将个人的一己之念视作为一种客观的现象的行为，即是一个人的自恋自爱，而这种自爱如果任意地推扩开来并形成一种做事的心理前提，“就可以叫作自大”。叙事者如果没能注意到此种心理的偏执之处，反倒将之视为值得弘扬的精神状态，作品的成长叙事便丢失了应有的理性立场。
当我们总体考察当代文学成长叙事的得与失，重新厘定其伦理倾向便不难发现，在一个个成长故事的讲述中，成长主体的“反成长”现象虽然已得到一定重视，但是成长主体的消极冷漠、厌世逃避、自恋自大等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被一些注意与人物情感共鸣的叙事者所忽略了。回顾人类历史中道德伦理的发展变化，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的精神总是在一定目标的指引下不断努力和前进的。从婴儿早期开始，儿童就不断努力，以求发展，这种努力是由追求伟大、完美、优越这一目标所推动的；这一目标虽然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但却无处无时不在产生影响”。因此，成长叙事本身便规定了写作者不能舍弃人类追求卓越的崇高精神，“人在历史中成长”并不是说向庸碌的现实低头，而是永远追求着那永不可及的至高而伟岸的德性，因为“德性在客观上看是一个理想，不可企及，但尽管如此，不断地逼近这个理想仍然是义务”，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道德力量并最终成为自己。与此同时，人的成长还必须以认识人本身的有限性为前提，以此来勘破关于人自身的斯芬克斯之谜。人这种生物并非线性的发展，从幼年到成年更独立、强大，而从成年到老年却日渐衰弱、需要借助外力。成长叙事既不能迷恋青春的美妙而用其粉饰暮年，更不能推崇老成世故而失掉了蓬勃向上的青春朝气。总而言之，当代文学成长叙事唯有以道德意识和理性之思作为内核，以现实问题为线索，回应这一代人的疑惑和呼唤，才能创生真正激荡人心的关于成长的中国故事。
（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