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见到阿苏起，无论见面还是通电话，我都叫他“阿苏老师”。去年初冬再次在沈阳相聚时，他诚恳地说：就叫阿苏，把后面的老师去掉吧。我答应了，但后来在电话中仍然称他为“阿苏老师”。我年长于他7岁，叫他为老师不仅仅出于礼貌。
去察布查尔之前，锡伯族和锡伯族西迁在我心中只是一个概念和一段史实。2008年的金秋，不经意间我去了察布查尔，在那里近距离接触锡伯族人，他们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对自己祖先的景仰，对家乡沈阳的眷恋深深地感动着我。我没有想到远在西域的乡亲，竟没有被物质和欲望异化，仍然坚守着原初的本色。说真的，在察布查尔的那几天，我仿佛回到天地初开之时，心底那种真心得到归依。特别是诗人阿苏，当他扭动着身躯用全身之力吼着萨满神歌时，我真切地感受到锡伯族人的特有品质和内在力量。从那一刻，我就叫阿苏为“阿苏老师”，以表达我对锡伯族赤子的敬重。
后来读阿苏的诗，诗如其人，诗和写诗的人相互映衬。他低吟高唱，追念当年先人的牛车迤逦西行，遥想先人落脚伊犁河左岸，在戈壁和河道之间驻卡伦守边关，在追念和遥想中感受先人的沉默和愁肠，体验先人的隐忍和悲壮。在诗中，他不时地把目光从历史的远处收回，落在自己熟悉的牛录、布哈大渠，还有那伊犁河谷辽阔的旷野，那飞草般的锡伯文。在这些书写中，仍然带着他追念祖先时的那种忧伤和悲凉。读阿苏的诗时，我眼前总出现他那寂寞和孤独的眼神。坐在那儿，他很安静，但越安静他内心积聚的能量就越强，随时可能爆发。他唱他写诗，都是他爆发的方式。
记得2013年金秋十月的一天，我们在伊犁河左岸边的一个度假村聚会，有诗人有官员，也有身兼诗人和官员于一身的人。本来是一次文人相聚，阿苏事先设计了读诗之类的活动，可是入座和开场却变成官样文章。我胡乱吃些东西就悄悄离开，独自在寂静中走着，我不知道后来酒席间是诗人的尽情还是亦官亦文的应酬。其实我在欢宴之前就在河边树丛中逛着，夕阳的余晖透过成熟的枝条洒落在沙地上，静静地不肯移动。我莫名地惆怅，伤感。250年前，万里迢迢从沈阳西迁到伊犁河南的锡伯人无处安身，就栖居在河边，靠鱼肉野果饱腹。后来他们修渠引水垦荒种谷，繁衍生息至今，这条河真是西迁的锡伯族人的生命活水。我踩着软沙，在次生林中穿梭，寻找着当年我的乡亲最初踏上这片土地时的痕迹。有谁还记得察布查尔锡伯人的祖先当年在这里讨生存的日子呢？锡伯族的赤子阿苏不能不记得。那晚在应酬或放纵之余，真应该有人读阿苏的《雅其纳：一片疼痛的水声》。诗人阿苏就是那个“在飞鸟和鱼之间暗自落泪”的人，他因“遗忘的隐痛”而流泪。
那次聚宴的前一天，是重阳节登高的日子。夜里伊犁下了第一场雪，我们迎着白雪融化的湿气去了南山。在半山腰我们停下看风景，身后是白石峰，眼前是苍茫空阔的伊犁河谷。我眺望，我寻找，我惊讶地发现：眼前的伊犁河我是那么熟悉！霎那间我明白了，伊犁河让我想起俄罗斯的顿河，想起那本描写顿河岸边哥萨克故事的《静静的顿河》，想到小说中的主人公葛里高利。我怎么就把顿河和伊犁河、哥萨克和锡伯族、葛里高利和“持矛的萨满”联系在一起甚至混淆了呢？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我不清楚。一年后，我在沈阳见到那英，她是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我对她说：生活在伊犁河南岸的锡伯族应该有一部像《静静的顿河》那样的长篇小说，应该有一部属于锡伯族人的精神史诗。
这几天在系统读阿苏诗的同时，我又翻看《静静的顿河》，它再次给我“受其恩泽的喜悦”。葛里高利的孤独和寂寞让我无法释怀。活在这个世上，他只要两样东西，一个是顿河的安宁，另一个是他的女人阿克西妮娅。然而为捍卫顿河的安宁他“红”也不是“白”也不是，终了被追杀又无处藏身。最后他只有一个愿望，带着阿克西丽娅远走他乡，去寻找两个人的安宁，然而结局是葛里高利生命中最后的那点希望之光也瞬间熄灭，他什么也没有了。葛里高利身上有种高贵气质，那高贵气质源于他的孤独。这样解读《静静的顿河》之后我似乎明白：我把顿河边上的哥萨克人和伊犁河南岸的锡伯人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有孤独的气质。孤独是一种高贵，孤独是一种品格。我一遍遍地读着组诗《察布查尔天空下》，阿苏多么深情地爱着察布查尔的山山水水和草草木木，我真切地感受到那里的旷野、河谷、榆林、荒草、飞鹰、雁鸣等等给予他的疼痛，和他一起听到了“田野的床榻上”响起的“轻微的呻吟”，看到了“一脉远山”拽着的“深蓝色的忧郁”，被一种浓浓的情绪包围着，压抑，慌乱，心疼，我问：是什么让诗人如此愁肠百结，从心底生出无限的悲凉？
诗人阿苏是典型的察布查尔的锡伯族人，他身上生来就有忧郁和孤独的气质。他就是一个骑手，在黑夜来临前，一个人孤独地站在旷野中。不用见人，只要读他的诗，浓浓的忧伤和孤独的气息会强烈地粘住读诗的人。他诗中的忧郁和孤独气息远远重要于土地、村庄、古寺、萨满、贝伦、酒、骑手、牛群等等意象，是他诗中最打动人也是最有价值的元素。
阿苏怎能不忧郁，怎能不孤独？他的民族，他的故乡，他的家园，都给他留下无限的悲壮和疼痛。他是一个有着民族认同感的人，是一个有浓浓乡愁的人，是一个把家园神圣化的人，这样的人天生就忧郁就孤独，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每天的亲眼所见让他困惑、惆怅、无解。芸芸众生，随势而流，有谁还顾虑什么文化之根民族之魂？他如一个不识时务者，逆流而上，在现实中用沉默，在诗中用苍凉的文字抗拒不可挽救的陨灭。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诗人，他怎么能不忧郁和孤独？这里我真想读一读《与城墙如此接近》，读这诗的最后一段：
有谁知道，在早已黯淡的城墙上
哪一粒尘土
是它留给我的母语的碎片？
我身怀巨大的悲悯，与城墙
慢慢地接近，我的思想
我的词语，我的秘密因了它的横陈而一并醒来
当凉风吹动泪光
深处的残垣，由此点燃了我的心跳
诗人了不起处，就在于他不可为之而为之，这就是精神，而诗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因为了这种精神，诗人他才是离神最近的人。
我认为阿苏这个人身上和他的诗中有神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阿苏的诗内容集中单一，笔墨几乎都在锡伯族的祖先、西迁历史和察布查尔上，所以评者称他是民间诗人、锡伯族诗人。乍看，他的写作视野确实比较狭窄，然而，这只是表面，我在读诗的过程中就问自己：他为什么对自己的民族如此钟情，掏心掏肺尽情讴歌，没有一丝一毫质疑？他的诗歌状态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回答了这个问题，大概就找到了阿苏诗的价值意义。
毫无疑问，阿苏以一个坚守者的姿态捍卫着锡伯族的文化之根，抵制他者对锡伯族生存的异化，这是飞蛾扑火的悲壮之举。在这个数字和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空间和传播能力在无限增大，任何文化都逃脱不掉被同化的命运。眼界开阔的阿苏不能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一无反顾，像西绪福斯推石上山一样坚定不移，他是锡伯族名副其实的赤子。
阿苏的诗是纯粹的，写诗是他活着的需要，除生存需要之外他没有别的目的。或者说，他是一个无功利的诗人，不想通过写诗获取诗以外别的什么，比如金钱美誉。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不然我不会以他为友。作为纯粹的诗人，写诗是生命的燃烧，那么，他的诗就自然有着与生命息息相关的灵性之光，这灵性之光对于诗和诗人来说更加根本。阿苏坚守的是锡伯族文化之根，张扬的是锡伯族精神之魂，但他更坚守人的本质，张扬人的精神生存价值。他之所以对自己的祖先和自己民族的文化怀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是因为他认识到锡伯族的文化和精神品质中包涵着人赖以生存的最宝贵的东西，那是原初的、纯朴的、本真的，少被现代文明异化的人的原初品质，比如坚韧、血性、忠诚等。阿苏诗中的万里西迁、牛录兵卒和刀梯上的萨满等，都是这些品质的形象展现。这原初品质带有普遍性，无论生存在哪个文化语境，生存在哪个时代的人都应把它植入自己的生命里，成为活着的内在动力。其实我也曾反观自己，为什么2008年去察布查尔与锡伯族人一见如故之后，我便诚心诚意地与他们交往？最终我发现，我乐意交往锡伯族，原因也是我从锡伯族人身上看到了当前人生存最需要的精神品质。
阿苏对人原初品质的钟情和坚守，都在他的诗中，在他对锡伯族的书写中。锡伯族人的品质与人的品质可以互换，相互交融，他诗中的锡伯族其实是人品质的意象。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读阿苏的诗就自然跳出了锡伯族、察布查尔的局限，感受到了生命深处的无限和诗意。
阿苏诗中的寂寞、孤独和坚守是一体的，都源自于他对生命的感悟，是他生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对人离开原初的简单、纯粹和高贵，变得实用、功利和物质而忧虑，所以他才坚守人的本质，然而在这样的时代，这种坚守势必孤单，他默默地承受这种孤单。他的心路历程与他对自己本民族历史的追念、对本民族的生存现状的审视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有了他诗的面貌。说到这，我想到海德格尔在谈到贫困时代诗人何为时说的话，他说：诗人“必须特别地诗化诗的本质”。在一个人背离自己本质的贫困时代，需要诗和诗人，需要诗人对贫困时代的存在进行诗意的追问，需要诗人用诗“道说神圣”。阿苏就是这样的诗人，阿苏的诗就是这样的诗。
以上是我对阿苏这个人，对这个人所写的诗的理解。
作者系辽宁省原文联巡视员、副主席，辽宁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辽宁大学兼职教授 （责编：海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