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博物馆热”不断升温。我们在博物馆里欣赏文物，触摸古今，了解人类的来时路。陈列室里大大小小的器物，不知承载了历史长河中多少的传奇与悲欢。
博物馆里的器物如此，民间的、文学作品中的器物更是如此：干将莫邪剑记录的是人们在动荡时期面对暴力统治的抗争意志，和氏璧代表着诸侯国之间的利益博弈，金庸小说里李莫愁送给陆展元的红花绿叶手帕则敷衍出一段痴男怨女的爱恨情仇。在我们华夏文明里，器物中暗藏广阔的江湖和宇宙，这里既有入世的儒家智慧，也有出世的恩情侠义，更有人类学家费孝通和项飙观察到的乡土文化、士绅精神。
江南小镇土生土长的作家徐风，常年聚焦在器物文化研究与地方风物考据上，书写了器物背后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正如歌词“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的感慨，人生在世，必定会经历坎坷，需要为求生、为发展奔命，在面临丈量人性的是非时，又各自选择利或道。在新出版的长篇散文力作《江南器物志》中，徐风写下的，正是史书中不曾记载却真实存在着的普通人，他们的七情六欲，挣扎与坚守。
江南自古出状元。徐风笔下的器隐镇东面是苏州，南面是杭州，是江南富裕之地。镇上士子众多，状元举人如同过江之鲫。甚至还有一个大人巷，曾住首辅、尚书、巡抚、御史、通判、道台等官员。《瓦片翻身记》这一篇中的主要人物汤效祖，原本居住在寒门聚集的鸡笼巷。他虽然日子过得清苦，瘦得身如仙鹤，但也不忘发愤读书。在准岳父的资助下，他成功考上了举人，衣锦还乡，名和利扑面而来，衙门立刻安排这位新科举人从鸡笼巷搬去大人巷居住，一时间，门庭若市。“那些日子里，汤举人的身心，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潮汐般的冲击。”这人生的高光时刻，本应是春风得意的。然而，刚入住新宅没几天，汤举人家却出了一件怪事。某晚深夜，平素病恹恹的汤母突然大叫大喊，她坚称自己梦到了先夫，他指着她的鼻子大骂，说她教子无方，还没做官就受贿，居然还心安理得住进他人的房子里。然后她说头疼，几乎是天崩地裂的感觉，她坚持要连夜搬回鸡笼巷，否则她宁愿跳河。原来，汤家人虽然清贫，却很有骨气，家规甚严，父亲留下的训诫以及母亲不改初心的坚守，让他们在面对权力和财富时，本能地自我审视与约束。尽管搬回鸡笼巷后不久，在官方的盛邀下，他们不得不重新搬回了新宅，汤母却始终坚持要把睡了很多年的旧竹床带过去。她表示，自己睡不惯别人的床，哪怕是皇后娘娘睡过的。
老竹床的特点就是通透爽气、弹性适度。虽然在床上翻身会发出一些声音，但在汤母听来，这些声音陪伴了她许多年，已然习惯并且非常悦耳。荣华富贵她不喜欢吗？新宅子里百工精雕细琢的雕花红木大床她不喜欢吗？那镂雕着龙凤呈祥花纹的围栏，绣着蝴蝶、葡萄、寿桃、喜鹊的门罩，她不喜欢吗？她其实并不是真心不喜欢，只是觉得，这些都不是汤家的，她和儿子怎么就可以平白无故地享用呢？她也多少知道，考上举人就可以做官。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这话她也是听说过的。但是，她躺在这张奇大无比的豪华床上，仿佛身下就是一个陷阱。她一刻也待不住。
《江南器物志》里还记录了小镇上不少女性的故事，她们或在战争年代宽宥窃取祖传宝物的仆人，或为了维护丈夫的尊严不惜把自己包装成泼妇，或一心盼着未婚夫考中举人扬眉吐气，或多年来坚守内心信念，哪怕经历了背叛，也坚韧地把日子过下去。李豆花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她原本叫汪素娥，只是旧时女子出嫁从夫，又做着卖豆腐花的营生，故而所有人都叫她李豆花。人们忘却了她原本的名字，也忘却了她原本的自己。徐风说：“彼时女子都这样，名字不过是个符号，日子才是自己的。”李豆花的前半生和一张合欢桌紧密相连。这张桌子由两个半圆拼合而成，丈夫李连生在家时，两张榫卯结构的半圆桌合在一起，才算是合欢桌。每次丈夫出去做生意久不归家，为了生计，李豆花不得不把家里的楠木合欢桌的一半拿去当铺典当。桌子的另一半则摆在堂屋，那是让人们知道，男人不在家，勿扰。李豆花很会过日子，除了卖豆花，她还顾着几亩田，春耕秋收，精打细算，典当得来的钱，足够她和家中病弱的婆婆安安稳稳度过寒冬。等年关近了，丈夫快回来了，她就用秋收的稻谷钱把那半张桌子赎回来，夫妻团聚，阖家欢乐。“把那半张合欢桌请人抬回家的时候，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松快。”多年来，她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习惯。然而有一年，丈夫过年也没有回来。又等了好几年，婆婆都病逝了，丈夫有一天突然归来。可是当铺里的半张合欢桌却不翼而飞了。兴许是被人买走了，当铺给她找来半张，却是榫不对卯，根本不是原配的那半张桌子。
丈夫其实并不在意这件事，但她是在乎的，因为只有它完整的时候，家才是完整的，她也才是完整的，之后才是她的清誉，彼时也要靠它来证明。最后在她的坚持下，当铺朝奉们在仓库里翻了半天，最后找到了原配的那半张合欢桌。可是等她高高兴兴地抬回家，却发现丈夫又走了。据说他在外做生意时，不仅讨了外室，还与多名女子有染。很多年后，人们不知道李连生是否回家，也不知道合欢桌后来的命运。人们只是看到，李豆花又出来卖豆花了。
作为曾经长期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我们对农事有着近乎虔诚的重视，徐风笔下的器隐镇里，也有着大量的农人。他们总是按岁时和节气侍弄庄稼，细心照料土地，像个国王一样在自己的田间地头巡视。这个时候，一位有着较强知识储备，又懂得制作各类农具的“资深”农人，便自然而然地会拥有较高的声望。车水巷的郑龙大就是这样的人物，“农民们见了他，并不似臣民见了国王，而是像对自家的一个长辈，诸般恭敬，都是自发”。大到什么节气农人应该做什么事，小到明天会不会下雨，人们都会请教郑龙大，更别提锄头、犁、麦镰、捃刀、拖耙、筛谷匾、梿枷、抄竿这些农具的设计和制作了。“郑龙大独绝的手艺，是做龙骨水车。他属龙，做下的龙骨水车，如龙显灵，车水轻便，水力足。”但是，郑龙大毕竟不是神仙，他也会出错。有一年正值晒麦谷时节，村民来问郑龙大晚上是否会下雨。他观察天象，告诉人们不会下雨，于是大家就放心把麦谷摊在户外，回家睡觉了。不料，子夜时分天象骤变，郑龙大赶紧敲锣打鼓挨家挨户通知村民抢收。很可惜，这次挽救到的粮食不多，太多的麦子就这样泡汤了。此时已经九十岁的郑龙大在打谷场长跪不起，大家都涌上去搀扶他，但他死活不肯起来，两只手深深插进泥土里，于是众人都跪下了，脸上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这个雨夜惊心动魄的农家人百年一跪，一直被车水巷的子孙们口口相传，后来以“口述史”的方式出现在当地的《器隐镇·口述历史》中。
人世浮华，各人有各人的道理。为了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历程，有些人侧重义，有的人侧重利，有些人热爱权力，但只要不损人利己，其实都无可厚非。其实，除了法律法规的约束，我们中国人往往有着自己古老的智慧与处世之道。正如《江南器物志》中所说：“自古至今，凡事皆有是非曲直。民间野史诳语多多，却也有公允史语、人心向背。器物脚下流淌的文明，温暖着平头百姓的寻常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