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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也就是“写诗的人”的意思。它不是桂冠，也不是什么封号。在这个物质化和世俗化的年代里，诗人不仅算不得美誉，反而极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代名词。
我自诩为“诗人”，理由有二：一是在现实或行为层面，我确实是一个写诗的人；二是在内心深处，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说，一个在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眼里有些“书生气”的人。
我经历了多年的教学、新闻以及行政生涯。因此，我并非不知道现实的边际以及原则，包括它的各种“显性规则”和“潜性规则”。但是，那些最为刻板和枯燥的事务性工作，以及那些更为凡俗的生活本身，包括那些所受的一次次生活打击和心灵磨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所谓“诗人气质”，或者“书生气”。当然，也没有改变我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倾向，以及那份执著和勇气。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人的幸运，还是不幸？我更不知道，这是一个人“不成熟”的表现，还是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高贵品质？
因此，我经常处于某种分裂和矛盾状态。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在社会与自我之间，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在外在环境与内在灵魂之间，在思想与行为之间，在肉体与心灵之间，我时时处于矛盾和纠结之中。我往往无法破解这些困惑或者迷茫，更无法获得解脱和超越，痛苦和折磨便成了我心灵的常态。
如果我是单一性格或人格的人，一切将会变得更为简单。如果仅仅是一个“诗人气质”的人，那我就会率性而为，即使遇到现实的打击，也会像“蛛丝”一样抹去，并不会因此承担更多心灵冲突的痛苦；如果我是一个偏重于现实的人，那我就会非常理性地做现实利益的种种计较和分析，从而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选择。在后一种情况下，精神的价值和意义，是可以放在次要地位考虑，甚至可以弃之不顾的。这样，自然可以避免许多心灵的痛苦以及外在的打击。我常常在边缘行走，或者，我的行为和精神总是处于某种“分裂”状态。在一些时候，迫于现实的需要和利害的权衡，我所做的，恰恰是我心灵所反对的事情。这并不多见，但在所难免。一个人，如果要把这两种分裂的状态统一起来，确实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我们的社会大环境，还比较复杂或不尽如人意的时候。
如果把这一切归结到《激流与残冰——启蒙视域中的90年代中国大陆戏剧》这本书，亦是如此。我对20世纪90年代的体悟，对90年代戏剧的理解，对启蒙精神与启蒙运动的认知，均与我生活和心灵（灵魂）的那些经历和感受有关。或者说，在本质精神和价值取向上，这本书是我的生活和心灵的某种反映或者呈现。在很多时候，我把自己的生活和心灵投影到了这篇文章的篇章和词句之中，在自觉或不自觉之间。如果不把我生活所走过的道路，以及那些心灵里的幽僻小径，如实而清晰地表述或者标注出来，读者可能将难以理解本书的题旨所在，自然也就难以烛照其中的某些闪光之处以及致命的缺陷。
是以写下这篇“启蒙札记”。
1
我最初的生活以及世界，与戏剧以及启蒙没有任何关联。19岁之前的时光，我基本在乡村度过。只有田野、河流、树林、农舍、水牛、锄头以及麦子，这些可能与我的生活以及未来有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与我的父辈和祖辈将有着相同的生活。
然而，我的父亲不要我干农活，他只要我看书、写字。这颇受一些村民们（其时，应该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们）的诟病，甚至还有暗地里的耻笑与不屑。因为，在他们务实而实用的观念里，种地、挣钱、建房子、娶媳妇、生儿子，才是人生的正经大事。至于读书和考大学，能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村里的一些老人甚至认为，那些念大学的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全县也找不出几个来的。但父亲坚持认为，这是我的最终命运和前途所在，也是他的责任和义务。也许，这是因为父亲自己读过书，又是当时的乡村干部，比一般的村民们更有“见识”或者“远见”一些吧。
偶尔，我也会干一些农活。比如，割麦、插秧、收玉米、打麦、挑猪草和羊草，不过，基本不是出于必须，新鲜或者尝试的成分更多一些。比如，我也会主动拎起一只大竹篮，拿起小铁锹，与他们一起在田埂上或者河边上挑羊草。但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与同伴们在一起玩。我的父亲并不为此高兴，虽然也不会加以阻止，他只会告诫我：我并不要你做什么事情，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与我的同伴们相比，我所做的农活实在是微乎其微的，但劳动的那份艰辛，我却是深有体悟——因为平时干得少，缺少锻炼，那份感受也就更为敏感和深切。我更多的时间，是待在我家的青砖小瓦、在当时的乡下算得上“豪华”的房子里面，坐在办公桌前，看书，写字。除了带柜子和抽屉的办公桌，我还拥有自己的玻璃书柜，轨道式的，还带着一把漂亮的玻璃锁，那轨道和玻璃锁还是请人从上海带回来的；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则总是让我想起鲁迅在《夜》中所写的那盏灯以及绿色的小飞虫。这些都是父亲给我的礼物。我还有一条高腿的椅子，父亲怕我个子矮，够不着桌子，影响视力和写字的质量，把木匠请到家里来特制的，它比家里的所有椅子高出了大约一寸半左右。因为挑食，我从小身体瘦弱，父亲怕我营养不良，给我买回了在当时的乡下算得上是稀罕物的奶粉；每天早晨，还给我做两只“养幼蛋”（荷包蛋），搁上白糖（或者红糖）以及麻油（有时则用猪油）。不过，我基本拒绝这些在当时可算作“精美”的食品。除了身体瘦弱，我还有满口的蛀牙，因为糖块吃多的原因，很小的时候就弄坏了我的牙。因此，小时候，我便像一个老人一样，常常被牙疼折磨得痛苦不堪。那些食品或者水，太冷的，太热的，太甜的，太咸的，都会刺激我的牙和牙龉，引起极大的疼痛。在乡下，我算是一个基本没有生活压力的人，还显露出了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的种种迹象。我像一个乡下的“城里人”，不仅生得白白净净，而且有些“文质彬彬”的味道（用乡下人的话说，是比较“文雅”），没有一般乡下孩子的那股顽劣和野性。不过，这都是上学之后的事情。据长辈们说，在读书之前，我是非常顽劣和调皮的，爬树上屋的。还有些“惯宝宝”的脾气，任性，自我中心。上学之后，好像一下子就懂了事。看来，是教育改变了一个人。
看书和写字累了的时候，我会跟村里的小孩，一起在太阳下玩耍，捉鱼、挖灶台、打架，或者被他们邀请过去，给他们讲故事。在乡下，我既身在其中，又是一个旁观者。在写作“古老的风景”系列散文时，这样的视角，使我获得了更大的叙事空间。
一切源于父亲的爱与宽容，源于他的理想与对我的定位。我因此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包括身体的和心理的。我可以看天，看飘浮的云，看星星，看花开花落，看蚂蚁搬家，看高高的树木，看蜘蛛捕虫，看小河流水，看蜜蜂在花朵上采蜜，思考一些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问题。在那些有月亮或者有星星的晚上，我仰望天空，思想飞向那遥远的地方。我常常会遥想：在别的地方，在远方的城市，或者国外，都住着些什么样的人，那些人在怎么生活，此时在干什么，或者想什么；我还会想，在那些星星上，是不是有像我们一样的人类，他们长什么样，又在干什么和想什么。我真切地感受着自然之美，朝霞或者落日，一朵野花或者野草莓，早晨的露水，一只漂亮的蝴蝶，都会让我发出真诚的赞美和感叹。我自由地进行阅读，写作，小学三年级开始记周记和日记，至今不辍。我的敏感、多思，以及某种诗性，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2
从童年时代，我就开始了阅读，这是我人生最为重要的启蒙课。那时候的乡下，还没有幼儿园，学前的那段时间，孩子们不是在田野里贪玩，就是作为一个小的劳动力参加一些劳作。我的父亲很早就教我读书、写字、识数，在读小学一年级之前，我已经能够进行简单的阅读——当然是读那些儿童读物。有一次开“三级干部”会议，父亲也把我带去了。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总是喜欢带我出去，一是怕我在家里淘气，二是为了增长我的“见识”。每次出去，我就坐在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的前车杠上，因为我小，不敢让我坐在后座架上。为了让我坐得舒服一些，父亲还特地给我做了一个木头的座，架在前车杠上。在那次会议的闲暇里，当我把《红小兵》杂志上的一些儿歌和故事，朗朗读出的时候，确实让父亲的同事们惊奇并赞许。
上小学以后，好像也学不了太多的东西。那时用的是省编教材，比如语文课本，除了“大、小、人、手、口”等日常用字，以及“b、p、m、f”之类的汉语拼音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公社小社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宣传标语或者口号，还有就是雷锋、向秀丽、刘文学等的英雄事迹。至于数学，也就是一些简单的加减乘除什么的，还有珠算，都是非常简单的。
大概在四年级的时候，增加了一门叫《社会发展简史》的课程，上、下两册，讲人类从猿到人的进化学说，以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社会的五个发展阶段。仿佛向我洞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些令一般孩子感觉特别枯燥和头疼的东西，却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对这些抽象而乏味的东西感兴趣。
当然，这一切固然无法满足我的阅读需求。我有如蝗虫，或者兵蚁，咬噬我所能得到的一切有文字的东西。不管是精华，还是垃圾；不管是消极，还是积极；不管是书籍、杂志、报纸，还是墙上的标语、大字报什么的。只有上面有文字，我就会如饥似渴地去读它。我读《红旗》杂志、《参考消息》《新华日报》以及《毛泽东选集》，后来还有《农民日报》。我读父亲的有砖头那么厚的《中国养蜂手册》《中国养蜂》杂志以及《农村卫生手册》，我知道了胎儿在母体里是蜷曲着身体，并倒悬着的，跟一根肥胖的豆芽相似，我还获知了更多作为一个孩子也许不应该知道的关于人体的秘密。我还读了说唱本《西游记》，还有半本《水浒传》。那本《西游记》的文字，每句都是七个字，民间俗称“七字段”，是一个黄色的读本，几乎每页上都有一些“儿童不宜”的下流话。还有那半本《水浒传》，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是竖排版、繁体字的版本，我也坚持着读了下来。我读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那应该是一部有些“左”倾倾向的古典文学论著，也半生不熟，照读不误。我读了当时流行的一些小说，《金光大道》《沸腾的群山》《春潮急》《绿竹林里的猫声》《石娃》，还有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三闲集》，等等。一切能够找到，能够得手的东西，都在我的阅读之列。我甚至痴迷地去看那些贴在大队部墙上的火药味很浓的大字报，一行行看，一张张看，一站就是半天，有时候脚都站麻了，也不会离开，只因为那上面有我所迷恋的文字。在没有书读的时候，我还读《新华字典》《现代汉语成语辞典》以及《现代汉语词典》，我掌握了很多不认识的字，以及许多成语辞条所代表的故事。现在想来，当时的那种状态，真是有些可怜。
在这期间，我读到了几本在当时来说，是难得的好书，因而印象深刻。比如，《哪吒闹海》《愚人的故事》（佛教寓言故事，插图版）、《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安徒生童话》（叶君健译）。这里面的一些书，有些可能是“文革”前出版的；还有的，可能是76年粉碎“四人帮” 或者78年思想解放后出版的一些书。那本《一千零一夜》的书，整个镇新华书店就来了3本，被内部的人分了。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借得一本，被要求一个晚上读完，第二天早晨必须交还。于是，我一夜不睡觉，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一目十行，读完了这本厚厚的神奇而美妙的书。
我的阅读，谈不上体系或者系统，非常庞杂。这一方面是无人指导，另一方面，是图书来源的匮乏。那种读书方式，可以说是“捡到篮子里的就是菜”。我读中学时，图书出版市场渐次开放，好书一天天多了起来。但是，没有更多的钱去买，也没有时间读了，因为要应付残酷的中考和高考。我曾省下两个月的早餐钱，买了一套人民文学版的《红楼梦》（四卷本）。而日常的阅读，也几乎被父亲所禁止，因为那是“闲书”。有一次，父亲撕碎我的一本“闲书”，并扔到了灶膛里，因为怕我荒废了自己的“学业”。而他却不知道，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除了写诗和偷读小说，几乎什么事也不做。我的高考数学成绩是15分，而我还能考上所谓的大学，除了语文、历史、地理和政治的一点功底外，在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纯属幸运和例外。
因为没有书，我还抄过自己觉得比较好的一些书，这些书基本都是借的。比如，我抄过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等。《画梦录》里的美丽和忧伤，曾经照亮了我的心灵；《美的历程》则让我感知了理论的力量；《少年维特的烦恼》，则应对了我青春期的感伤。至于抄诗，那更是家常便饭。那时诗集很少，在杂志或者报纸上读到自认为好的诗，就拿笔记本抄录下来。抄录得最多的是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朦胧诗派”（今天诗派）诗人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我至今还保留着很多本当年的“手抄本”，那稚拙的笔迹，把我一次次拉回到我的少年时代。
3
我所在的乡村，地处江苏的中部，在那个时候，贫穷和愚昧是在所难免的。不过，它不是中国最贫穷、最愚昧、最黑暗的所在。
农民们的贫困普遍存在。绝大部分的农民，住着黄土垒墙的草房子，遇到暴雨或者海边的台风，土墙会因为雨水的浸泡而倒坍；用麦秸或者茅草盖的屋顶，则往往被大风掀掉。农民们终年劳作，一年吃不上几次肉，除了过年或者过节的时候，平时基本难见荤腥。即便是自家的母鸡下的蛋，也轻易不舍得吃，而是累积下来，卖到公社供销社设在村里的“代销点”去，换取家中必需的食盐、火油、火柴等生活用品。而他们的孩子，则常常买不起铅笔和橡皮，平时如果能吃上一块糖，也觉得是一种奢侈。而这些孩子所穿的衣服，也往往破旧或不合身。“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穿老三”，在当时是很正常的现象。平时，乡下的孩子们难得会得到一件新衣裳；即使是过年的时候，也要视家长的宽裕程度而定。虽然，那时有书本费和学杂费“减免”的政策，还有是许多孩子或没上完小学，或没上完初中，就辍学在家了。因为贫穷，一些成年的男人娶不到或娶不起妻子，在当时的农村，“光棍汉”是比较多的。他们可不像现代城市里的“单身族”，后者是自我选择和自由潇洒，前者则是一种无奈和悲凉。
我们这里，地处著名的江海平原，一边靠着长江，一边靠着大海，属于“鱼米之乡”。因此，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绝对不成问题。而我们这里的人们，都是当年来到大海之滨的开拓者的后代，勤劳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是不用说的。农民们除了刮风下雨，几乎每天都要出工。除夕和大年初一一般也不会停止劳作，往往除夕下午才收工，大年初一只休息一个上午，下午就又被召集到生产队的队场上去捡棉花籽，好为春天播种做准备。
富饶的资源，以及勤劳的人民，为什么还如此贫穷？人民公社的“低效率”，一些群众的消极怠工，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我在高中的《政治经济学》课本上，读到了这个词的时候，在震惊之余，剩下的就是无比的心痛。而在此后，有更多的事情让我体验到了愤怒、绝望和悲哀。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牺牲农村，保证城市；牺牲农民，保障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这些曾经的极“左”“政策”，大行其道。而即使在今天，仍然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和余波。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有关部委所密切关注和忧虑的“三农”问题，不少即与此相关。
其实，在读到“剪刀差”这个官方名称之前，我的父亲早就向我揭示了其中的“秘密”。关于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的差别，父亲曾有一个火柴与棉花的价格和生产成本的比较。父亲用具体的数据，证实了这种“剪刀差”的存在极其可怕。而父亲坚持让我读书，不只是简单的“光宗耀祖”或者“望子成龙”，而是摆脱这种被“左倾”政治所规定的人的身份和命运。在父亲看来，对于一个乡村的孩子来说，读大学，这几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道路。而父亲，曾经是一个城里人，而且是一个商人或者资本家的后代，家里有很多伙计，单是账房先生就有四个。因为战争的原因，随爷爷、奶奶逃难到乡下，当时刚满周岁，因为年龄太小，先被“寄养”，然后被“抱养”。在工商业改造之后，时任当地商会会长的大伯父，带着一套换洗衣服，从江北逃到了上海。而他同样是资本家的伯父，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命运。家庭彻底衰败和沦落。父亲也失去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也即回到城市）的最后机会，成了一个地道的乡下人。除了“贫农”的政治身份之外，父亲一无所有，也一无所获。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至今困惑于，我的“祖籍”到底应该是哪里。此后，在与自己的兄弟姐妹的城市生活比较之中，父亲痛切于自己的命运多舛，甚至悲凉于自己的被遗弃。尽管在乡下，他还算一个活得比较光鲜和体面的人，因为读过书，而免于在田野里从事最为艰苦的体力劳动。而且，在那个普遍贫穷的年代，我们的生活确实要比更多乡村的人们要好很多。
我对中国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结构”的理性认识，即初始于“剪刀差”的概念。这是一段痛苦的记忆。我知道了一个秘密，而那个表象之下的秘密，是那象征着革命和胜利的宣传画所掩盖不了的。那是关于中国农民的生活与心灵的秘密。我常常扪心自问，这算不算“启蒙”，或者“被启蒙”？
大约在读高二的那年，学校组织大家看电影《人生》（根据陕西著名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改编），大概是为了激励大家好好学习、奋发图强吧。我写了一篇影评，揭示了高加林的事业以及恋爱悲剧的根源。我认为，这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那样，是由高加林自身的道德品德造成的，那只是表象，对高加林实施道德批判有失公允。社会原因才是其根本原因，即当时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不平等——“城乡差别”。这也是当时的政治课本上，所公开承认的“三大差别”之一。这篇影评，被所在中学的黑板报“晨钟”所刊用。不到两节课时间，影评即被政教主任要求擦拭掉。其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我对社会矛盾的公开揭示，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大胆冒犯和严厉批判吧。
从启蒙的角度来说，这次“影评事件”，应该算是我对“理性”的第一次“自由运用”（康德语）。尽管这次“自由运用”，受到了社会力量的阻隔，无法产生更大的影响和效果，从而启蒙更多的“他者”。但我至少完成了一次自我“启蒙”的行为，它的所有规定动作和要求，也基本演练到位。
我所认知的乡村生活，不是田园诗式的，像古代的那些文人，或者一些在城里长大的人们所幻想的那样。乡村生活的艰难，使得我对物质的必要性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物质的拥有和丰富，身体欲望的满足和解放，对于人的精神解放，对于个性或者人性的解放，均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前者是后者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反复思考和权衡这个问题。最终，我坚持提出“世俗化”启蒙（“肉身化”启蒙）的概念，以与“理性”启蒙相对照，这绝非偶然。我认为，“理性”启蒙应该以“世俗化”启蒙为基础。同时，“世俗化”启蒙与“理性”启蒙并不矛盾，它不是另一种启蒙，而是启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概念或名称，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而设置。“世俗化”启蒙本身，即包含着最大的理性要求和原则。你能说，承认人的物质需要以及身体欲望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正是最大的理性吁求吗？以西方启蒙史为证，18世纪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启蒙运动，即是建立在13－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即是在相当程度上解放了人的身体，并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启蒙需要“补课”。因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被从西方“横切”或“移植”过来之时，其中更多地吸收了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成果，并呈现了更多的“理性”特征，从而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跳”过了文艺复兴这个不可缺少的阶段。虽然，在五四时期，也有部分强调“世俗化”启蒙的声音和作品，但声音微弱，作品单薄。当然，从中国的启蒙运动史来看，“世俗化”启蒙就像“理性”启蒙一样，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更没有得到先行发展。
4
刚才在第2节中说到阅读，现在说说写作。我的写作初始于小学阶段，但更加自觉的写作，则在中学时期。除了写作诗歌之外，还写了一些小说、散文之类的东西。至于评论，除了那篇关于电影《人生》的影评外，则只有一些根据老师的命题和要求，所写的所谓“议论文”了。那自然是算不得“文学创作”的。
先说诗歌吧。我较早的那些诗歌，基本都与自然景物和事物有关，而且往往是主观的情感与客观景物的某种遇合。比如《蝶》（又名《早春二月》，1982年2月）：
春天
小草上
第一只冒失的白蝶
撞响了我的心弦
那袅袅的余音
在我耳畔萦绕成一首——
缠绵而激动的情诗
还有一首《露》（1982年9月）：
小草上，
晶莹的露闪着迷人的光；
她是黎明时的激动，
还是黄昏时的哀怨？
除了短诗《蝶》和《露》之外，一首叫《星星》（1982年10月）的诗，写得稍有意味，受到一些好评，并得以在后来公开发表。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歌：
黎明
我摘了一篮子星星
撒到了小河里
石子般的，沉下去
没有溅起一比绿漪
像黄色、绿色的水果糖
溶了吗
我拔开水找寻
黄昏
她们像快乐的小金鱼
憋不住气儿
悄悄浮出了水面
哦
一河调皮的孩子眼睛
这几首诗，写于我16岁那年，基本属于少年情思吧。而早在10岁之前，我即开始了这种写作，只是在今天看来，没有一首拿得出手的作品。此时，在中学校园里，我以“诗人”而在同学中闻名。我还有一首叫《秋叶》的诗，以其哲理性受到语文老师的褒奖。除此之外，我的那些诗歌，基本是“独抒性灵”，只具有个人情感启蒙的意义。它们让我更多地关注身边的自然，以及自我的内心世界。我把自己的情感和思考，投注到了平时所见的自然意象之中，并形诸文字。我必须如此，否则，心中就会很堵、很闷、很胀，总有一些东西需要破土而出，或者自然漫溢出来。最终，它们都会找到自己的形式，从而更好地表达自己。它们或成为草地，或成为树林，或成为河流，或成为湖泊；它们或开花、结果，或化作风，或化作大火，或奔腾咆哮，或宁静自守。生命的形式一旦形成，它们就具有生命的全部表征，并从此开启了自身的生命历程。这是必然的。这些诗歌以及诗歌的写作，成为我“青春期”所有痛苦、迷茫、盲目以及冲动的表征。
除了诗歌，我还写小说。有两篇小说印象深刻，一篇叫《十字街头》的中篇小说，写于初一年级的时候，主要是写一个辍学的小学生在街头卖鼠药的经历。它来自我身边的故事，它的主人翁就是我的小学同学。为了体验生活，在星期日以及其他假期里，我陪着我的那位同学在街上卖了若干天的老鼠药。可惜，这篇还算有些立意和社会价值的小说，并没有写完。那个时候，农村中小学的“流生”现象极其严重。在我担任中学教师的时候，这种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因此，我在担任班主任时，不得不经常家访学生及其家长，劝说他们回学校读书。有时候，我甚至不得不祭起“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利剑，但收效甚微。农民们根本不吃这一套：我自己的孩子，读不读书是自己事；不偷不抢，我怕你什么法？还有一篇短篇小说，叫作《蟋蟀》，主题是反对封建迷信的。故事主要是讲述一个长得像洋娃娃一样漂亮的小女孩，生了“软骨病”。父母不送她去就医，而是请一个“神汉”来装神弄鬼，延误了治疗时机，最终成为残疾。这也是我身边的故事，那个小女孩就在我上学的路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她。这篇小说，我是一边流泪，一边写的。我第一次体验到，一个写作者，也会被自己的故事和人物所打动，且情不能已。如果从启蒙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应该具有反封建迷信和封建蒙昧的思想意义。
在高中时候，还有两篇作文有一些印象。一篇叫《谈立志》，在开篇写下了“小草的志向，是绿遍天涯；骏马的志向，是走遍所有的草原；雄鹰的志向，是飞向更高、更远的蓝天”之类的句子，显示了主观的发展欲求以及追求理想的趋向。还有一篇以“爱国主义与成才”为主题的演讲，基本上是把清末以来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以诗化的语言以及诗性的激情排列组合出来，表达了“落后就要挨打”以及每个个体都必须奋发图强以为“振兴中华”作出贡献的主题。这既是“主旋律”的，也是与“个人化”的理想一脉相承的。这并非空洞，更非迎合，它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这次演讲是全校性的，我最终获得了二等奖。据一位评委老师说，如果能够“脱稿”的话，这篇演讲可能就是一等奖。也就在这一次，我知道了自己还能站在那么多人面前，大声地、慷慨激昂地讲话。而且，使用的不是方言，而是平时几乎没人讲的所谓“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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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终顺利考上了高中以及大学，这得益于社会的变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改革开放”。此前，读高中以及大学，是需要“群众推荐”的。而所谓的“推荐”，也不是真正听取工人或者贫下中农的意见，而是往往需要“特权”的支撑。现在，这些“理想”只需通过个人的努力和拼搏，就有可能得到实现。这种“解放”的意义是无比巨大的。这让父亲看到了“美丽的希望”，以他在乡村社会里职位的卑微，让我读高中也许是可能的，而读大学则几近渺茫。这甚至曾让他想到让我与一位公社干部的女儿“联姻”，从而为我谋求一个所谓未来。父亲作如此“思虑”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政策”的改变，让父亲的脸上充满了阳光和快意。至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格局，父亲似乎从未考虑过。我顺利考上高中，读高一那年，父亲把他的“上海牌”手表送给了我，自己则重新买了一只南京的“钟山牌”手表。这只上海表是父亲用“手表票”买来的，而“手表票”则是用三十斤花生与一个上海人交换的，因此，一直是他最为珍爱的物品之一。读高二的时候，父亲又给我买了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在骑旧自行车或者主要靠步行上学的同学们中间，那种“风光”可想而知。在我考上大学后，父亲的欣慰更是无与伦比，他甚至比我自己还要高兴。平时非常节俭的父亲，大摆宴席，以乡村里最好的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以及他的同事，包括属下的那些“社员同志们”。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律师或者记者。我觉得，这两个职业，可以让我为农民而呼吁，并能最终改变中国社会。因此，考大学和成为城里人，并不是我的最大理想。我的理想要远远高于这些。这是我在思想上超越父亲的地方，从某些方面讲，他只是希望我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获得一份令人尊敬的体面工作。至于具体的职业选择，我的父亲则衷心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一个拥有技术，并受人尊敬的人。父亲最反对的“行当”是当干部，认为这没有“根”，是靠不住的。而且，要是做不好，群众还有意见，要受气。父亲的这些见识，也许仅是底层农村干部的感同身受，并不具有普遍性。不过，我的数学成绩，让我无法选择理科。我最终考上了中文系，于是，我设想我的前景是成为一名作家，或者一名诗人。这似乎也很美好，在那个文学非常繁荣的年代，但终究还是有一丝遗憾。在我以后的职业和人生选择上，我始终都没有把写作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但作为一种爱好，也从来没有放弃过。
不过，从现实来看，成为作家或者诗人也是虚幻的，或者不切实际的。因为读的是高等师范学校，我在毕业之后，将会成为一名中学老师。我因此经受了诸多心理上的挣扎，觉得这距离我的理想太过遥远。但在父亲看来，做一名中学老师，这也是一份不坏的职业。
那个时候，我读了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那个“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主人翁，在他的“灰色人生”中，却有着最大的“亮色”——他是“五四”时期最早一批“被启蒙者”。一批“被启蒙者”，开始踏上了“启蒙者”的征程，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于是，我觉得做一名中学教师，通过教育来影响一代代人，也是比较有意义的事业。于是，未来职业的某些“灰暗”成分以及不尽如人意之处，慢慢淡出，它们并没有更多影响我的心绪。我读着自己喜欢的中文专业，每天尽情地阅读和写作，大学生活基本是充实和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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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读大学期间，除了短暂的职业迷茫以及情感困惑之外，似乎还算平静。
我开始进入了一个疯狂读书的阶段，这大概是某种“报复性”的反弹吧。此前，想读书，既找不到好书读，也没有时间读。现在，读书几乎就是自己的“职业”了。就像一只饥饿的狼，扑到了它的猎物身上一样，这好像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为自己打的一个比喻。在这个时期，我制定了自己的读书计划，并开始了有系统的阅读。不过，我的读书计划与大学的推荐书目并无直接关系。文学方面，我开始按国别进行有针对性地阅读，如日本文学系列、苏联（俄罗斯）文学系列、美国文学系列、英国文学系列、法国文学系列、德国文学系列、拉美文学系列，等等。而诗歌方面，更是集中进行了阅读，从惠特曼的诗歌、美国意象派的诗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到日本的俳句、台湾诗歌等等，均作了广泛涉猎。我记住了我的学长、诗人曹剑的一句话：你要写好诗歌，就要读遍世界上的好诗。除了文学以外，我读得最多的是名人传记，如《三巨人传》（傅雷译）、《拿破仑传》《毛泽东传》《渴望生活》等等，还有更多中外著名人物的传记。我要的并非消遣，而是从中获得激情、力量和启示。我来自信息闭塞和人脉稀缺的乡村，缺少真正的精神导师和引路人；而这些伟人们，就像我头顶上闪耀的群星，指引着我前行的道路和方向，并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慰藉和希望。
学校的作息时间规定：教室，晚上9:30熄灯；宿舍，10:30熄灯。熄灯之后，我就无法读书。于是，我从学校的小卖部买来了许多蜡烛。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留在教室里读书，往往读到半夜以后才回宿舍睡觉，偶尔也会通宵达旦。那些蜡烛基本都是红色的，我喜欢这种颜色。它们照亮了书本以及我的脸，也让我的内心丰盈而美好。
除了阅读，我开始大量写作，主要是诗歌的写作。写过几篇评论，一篇是关于陶渊明的，一篇是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篇是关于“第三代”诗人的。关于“第三代”诗人的那篇文章，名字叫《“第三代”的呼声——评我国当代诗歌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写于1987年春天，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言说“朦胧诗派”以来中国诗歌的“转向”。当时，我阅读了唐小兵编译的《杰姆逊教授后现代主义讲演录》一书，是根据杰姆逊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座记录整理、翻译的。在当代文学史上，这好像是最早全面、系统地介绍后现代主义现象及其理论的书籍。而我的这篇论文，也应该是一篇较早应用后现代理论及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尝试。这篇论文获得了学校“大学生论文周”的优秀论文三等奖，算是得到了某种社会承认。
还有一篇演讲值得一提。作为师范生，我们每天晚上都要轮流演讲。有一次，我的演讲是一篇关于“七月诗派”诗人鲁藜的诗歌《泥土》的评论，题目好像是叫《鲁藜说得不对》。鲁藜的原诗是：“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能做鲜花，为什么要做绿叶；如果是珍珠，为什么要去当石子和泥土铺路”。我的演讲激起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也许它暗合了当时许多师范生心中那些矛盾和纠结的情感。这表明了我当时的一些思想，那就是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和张扬，这是“五四”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个性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以“理解万岁”为主题的实习报告，主要谈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和理解问题，获得了“优秀”的成绩。据说，这是全班仅有的三个优秀之一。还有一篇《关于改革的二十一条设想》，刊登在我自己主编的油印刊物《小荷》上。这篇文章表述了我对于中国未来改革的一些不尽成熟的设想，以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题记，这不仅表达了我那时的基本思想价值取向，也透射出了我当时的激情和对改革的热切希望。
在南通师范高专读书期间，我从更多的老师那里获得了助益，或思想上的，或学识上的，或精神上的，或个人的学习和生活方面的。他们的名字是：王湛、易国杰、蒋光斗、周溶泉（已去世）、徐应珮、顾启、周扬、徐景熙、吴功志、周建忠、管向群、时金芳、王东方（已去世）、钱炜、李秀平、丁沪生、王倚海，等等。我一直记着这些名字。
而为我作序的吴功正老师，在我入学时，因为学术成就的卓越，已被调入江苏省社科院工作。他是师专的名人，也是师专最为优秀的老师之一。在我入校后，他已成了中文系一个传说。无疑，他是我精神上的仰慕对象之一。多年之后，吴老师竟然成了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参加江苏省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又在同一个会场和宾馆；现在，他又成了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的作序者。这让我相信，那些在冥冥之中若隐若现的机缘，往往是早已注定了的。
我有一首名叫《航海》（1987年7月8日）的诗，写于大学毕业前夕。这首诗发表在校报的文艺版“桃李林”上，那一期正好是“毕业生专版”，因此，非常贴题。
是的，我该走了
海面撑起了片片蓝帆
远方的呼唤
像旭日一般升起
我该走了
不要流泪
不要忧怨
请给我一句祝福吧
男子汉
要把脚印篆章般印满世界
听，汽笛又一次鸣响了
翻飞的海鸥也在抒发着离情
我该走了
我还会回来
那时
海上的阳光把我晒得更黑
我成了一个好水手
到过远方
历过很多风险
嘴唇上沾满海腥味儿
一开口
就是迷人的航海故事
这首诗所表达的情绪是浪漫的、唯美的，也是非常向上的。在20年之后的那次同学聚会上，我与我的同学夏子合作，朗诵了这首诗，还有另一首诗。这另一首诗名叫《我热爱大海——关于〈航海〉》（2007年7月4日），是我为大学同学毕业20年聚会专门而写的。应该说，这首《我热爱大海》是对20年前的那首《航海》的某种遥远的回应，也是对20年生活和心灵经历的某种反思：
我到过远方
但我不是水手
我看见过大海
它是蓝的或者黄的
还有帆
也没有那么浪漫
不是白帆、红帆和蓝帆
它往往用不同的颜色的布
打上了补丁
海鸥也不是抒情诗人
它们的集结和飞翔
与离别无关
我到过远方
但我不是水手
我没有变黑
我变白了
变胖了
像一只南极的企鹅
这是某种经历
我明白了爱情
但心已经燃成了灰烬
我理解了青春
但额头刻上了皱纹
我明白了苦难
但嘴角常含微笑
我品尝过甜蜜
但不动声色
我经历过许多挫折
但那是胜利的前奏
我领略了微小的成功
但更明白理想的征途还很遥远
还有更多的艰辛
我到过远方
但我不是水手
从一条乡下的小河边出发
去寻找心中的大海
已经二十二年
我没有背叛青春的誓言
从来没有
我没有放弃最初的信念
从来没有
我只是更明白
要跳得更高
有时要蹲下身去
目标在前方
有时却要向后走
或者往左偏
我到过远方
但我不是水手
我没有故事卖给你
就像水手
卖给你远海里的贝壳
据说把它贴近耳朵
能够听到大海的歌声
我的嘴唇上
没有海腥味
它仅有啤酒的味道
但在我的梦里
常常有海潮漫上来
打湿我的枕巾
我热爱大海
7
大学毕业后，我分别在老家的小镇以及乡下，担任中学语文教师。我教过高中，也教过初中。与此同时，我是一个自封的（也是朋友们授予的）“诗人”，以及一个自诩的、“倪焕之式”的思想“启蒙者”。
但是，那些“倪焕之式”的教育启蒙的理想火花，迅速遭遇了残酷而坚硬的现实之冰。我迷惑了，无法确认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作为一群乡村孩子的“句读之师”，一方面教授字词、拼音、划分段落、中心思想、写作特点，另一方面教授“程式化”和“概念化”的作文写法，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或者看图说话。而这一切，仅是为了高考或者中考的需要。一切围绕着“中考”或者“高考”的指挥棒转，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这样的生活是乏味的，也是无聊的，让人无法看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曾在《教海拾贝》（又名《我们的愚蠢》）中用诗句，对此作出了评价：
1.我们分析课文，像一名残忍的外科医生，剖开一名美女的胸腹，去探索所谓“美”的奥秘——我们的愚蠢正在于此。
2、 让老虎学会在梁上蹦跳，让鹰学会在草滩上啄食——语文教学的困境。
3、 学生在作文簿上画满绿叶，老师在作文簿上添满鲜花，可为什么学生总偏爱绿叶呢？
4、 世界是如此的多元和精彩，为什么我们却要求学生做标准化的试题，写程式化的文章呢？
5、 把孩子们当作一只只小鸭，就是把自己当作了牧鸭人。但是，我们斗笠里能抖落多少谷粒呢？
6、 老师不是驯兽师，驯兽师可以让狗熊骑摩托，猴子数数，但我们要教给学生的是摩托的原理，以及数的奥秘。
7、 当一只异想天开的风筝飘上天空，老师，你不是割断那根丝线的刀；你是那三月的风，让风筝在阳光下扶摇。
然而，我虽有如此的反思和认识，但我无法改变这种现象。教育质量的高低，是不是好老师，校长管理得好不好，评判的主要标准，除了平时的统考外，就是中考和高考的升学率。即使在我所从事的语文教学中，也难以有所作为。我像我的老师们一样，像我的同事们一样，必须继续着这套设定的游戏程序以及故事的模式。这样的教育与教学过程，一年年，一代代，循环往复，似乎永无止境。
更为可悲的是，我所教的学生，在区、县等“统考”中取得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要做到那一点（“应试”），似乎并不难。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在做一个我并不认可的、错误的东西。我是在“助纣为虐”，这有违我的理性和理想。
那些教学会议以及教学研讨会议，也是围绕着“中考”或者“高考”这个主题的。不管话说得如何好听，但最终都不能解决现实中的最大困境，无法真正指向未来。它们完全无法符合邓小平曾经指出的“三个面向”，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请看《在下午的教学会议上》（二首）：
之一
无聊开始咀嚼我
如一只大眼、巨齿、长臂的蝗虫
从心到骨 从骨到心
我听见我的指关节、肩关节、腿关节
像一架旧发报机 咯咯吱吱作响
那些名人的话不能全信
远方有个大眼睛、长睫毛、圆脸的女孩
她在写信 她说无聊啊 无聊啊
在我的周围是人群 是红色的椅子和桌子
这是个重要的会议
会议室挂着印满竹子图案的窗帘
在我的左边有一个女孩子
脸上爬满了臭虫
她的甜言蜜语使我神往
然后骨碎心惊
我拍了拍她的手 约她晚上看一场电影
因为激动 她像旧发动机一样发抖
这时第一个名人挥挥右手
谈兴正浓
瞌睡开始爬上眼皮
窗外的树在风中轻轻摇晃
看不到太阳所处的位置
下午跟上午同样漫长
有戴帽子的朋友抛给我一支香烟
并对我笑笑
我很感谢 右边的伙伴划亮火柴
给我点上了烟
立体的微笑漂浮在疏松的空气里
带着菊花般好闻的香味
突然响起稀里哗啦手掌碰击手掌的声音
二号名人喝了一口水 清清嗓子
主持人说
同志们要坚持
之二
房梁上最好垂下一根绳子
我不是想不开什么的
我想逃离这口孤寂的深井
窗外没有飞鸟
它们的翅膀也早已疲倦
上吊的绳子也应有一定标准
送到教育局核实
然后报到县委、县政府批准执行
为师者难
为弟子者更难
我们是一群翅膀褪化的企鹅
给另一群罗斯鸡
讲演极地的冰雪奇景
嗳
要的是蛋嘛
翅膀退化不能飞翔又有何要紧
这是下午会议的主要精神
它们写于1988年3月5日，在县城召开的一个“教改”会议上。我们在县城待了大约两天，住一个很简陋的招待所。会上提供的餐饮，不仅口味平平，而且几乎让我吃不饱肚子。也许，这是会议经费投入不足的原因吧。在这两天的会议上，与那些会上打瞌睡、抽烟、闲聊，会后逛街、购物、会友、打牌的同事们相比，我算是做了一点儿正事——写了两首诗，而且，它们与会议的主题“教育改革”和“教学改革”有关。
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在《对启蒙的思考》中说：“我认为启蒙一般来说意味着从能够具有理性的人当中制造出理性的人。导致这个伟大目的的一切机构和手段，全部加起来，就给予了‘启蒙’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可惜，我们的教育机构和从业者并没有或不能承担这样的功能，在一些方面，甚至恰恰是相反。
8
我从这种沮丧和困惑中抬起头，不是由于我灵光一闪的顿悟，而是我的不屈和执着启发了我的思维。
我最初的理想，是想成为一名律师或者记者，后来，则是做作家或者诗人。而现在，我则当了一名教师。“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斯大林语）的赞誉，“蜡烛”和“春蚕”的比喻，这些说辞并不能带给我心灵的安慰。从表面来看，我是童蒙的“句读之师”，其实是应试教育机器上的一个 “零件”。不过，我是一个固执的、不屈服的“零件”，一个有情感、有想法的“零件”，一个理性、充满怀疑和批判精神的“零件”。不管对整个体制来说，我是多么的无足轻重或者无关紧要，都不能改变这个现实。这是我的怀疑性、叛逆性和批判性所致，我与现实的不协调带给了我巨大的心灵痛苦，而我的不肯妥协加剧了这一切。我衷心希望这些近乎粗暴的磨砺，会像侵入蚌壳中的那些沙粒，最终会凝结成美丽而晶莹的珍珠。
是的，我最终决定，既然体制不能提供某些可能，那就从个体开始吧。我需要进一步确认自己的“启蒙者”身份，这也许就是一种自我挣扎或者自我安慰吧。启蒙者，不能只做孩童们的句读之师，还要给他们以思想的启蒙，启发他们运用理性的意识、能力和勇气。我觉得，这是我的最大意义所在。即使在小镇，在乡下，如果能够这样做，仍然有着工作和生存的价值。如果有更多的人这样做，那自然更可以汇成一股洪流，产生更大的实际社会效能，推进中国社会的前行。我觉得，这与党和政府改革开放的意图和目标是一致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读《孙中山选集》，读到了他的“行易知难”论。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他对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并确认了“知”的地位和重要性。这让我进一步明白，在中国，做一个“启蒙者”的神圣性。
我自创了一套“细胞分裂”理论。大意是说，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不管外在环境如何，都要不断地去努力。在一个时间段里，一个人只要能够真正影响两个人，也就足够了；因为，这两个人又可以分别再去影响两个人，这就又有了四个人；这四个人，再分别影响两个人，就有了八个人。如此绵延和繁衍不断，呈几何数级增长，若干年后，这将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成就。这套启蒙理论激励着我，使我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同时，它也让我暂时在我的工作上获得了某种安慰，摆脱了精神上的那种疲惫和厌倦感，感觉自己的工作和努力不是全无意义和价值。
德国作家克利斯朵夫·马丁·威兰在《废纸捞金，或者对六个问题的六个回答》中的第五个问题：“谁获准对人性进行启蒙？”他这样回答：“每一个人，从苏格拉底或者康德到那些最不明显地受到超自然力量开导的裁缝和鞋匠，都无一例外地有资格对人性进行启蒙，不管他能够贡献多大，只要他的善良或邪恶的精神把他鼓动到启蒙即可。”这也许就是我的依据了。可惜，这些文字都是我后来看到的。
同样，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在《对启蒙的思考》中也说：“人，因为他所固有的自然倾向，随身就把变得合理的可能性带入世界之中。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就是他的理性的能力。每一个感觉印象，每一个快乐的和痛苦的感觉，以及一般来说，每一个在灵魂当中产生一个观念、向灵魂提供了理性的材料和进一步发展了其能力的东西，便属于这个最广泛意义上的启蒙。”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还说：“只是因为一些人在这个意义上是启蒙了的而自以为是的一个民族，并不值得被称为一个启蒙了的民族。只要理性文化的机构是如此低劣和无效，以致它们的影响只是达到少数人，它们对语言用法就说不上具有什么重要性，因而也就不值得用‘启蒙’这个名字来加封。如果启蒙者想要维护他对这个可敬名称的主张，他至少必须已经为其民族的绝大部分尽忠效力。”“一个民族，作为这种理性文化的对象，要么依旧野蛮，要么已经开化。”
我是很久以后，才看到这些话的。我觉得，这正是我当时的心理和想法。是的，那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一次次浮上心头，有如点亮了一盏明亮的灯。然而，这些“事后诸葛亮式”的论证，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有那么一段时间里，我沉醉在自己的设想和行动里，觉得非常充实和快乐，也觉得自己的生命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然而，我的这些理想主义的想法和做法，很快受到打击。
有一天，教导主任把我喊到办公室谈话。原因非常简单，我们几个可爱的学生们，集体到教导处告了我的“状”。因为我在讲课时，总是会讲一些游离于课文之外的社会话题（也就是我所谓的“思想启蒙”），而他们认为这是“闲话”（没有说是胡说八道，也没有说是思想反动，谢天谢地！），势必会影响他们将来考上大学。教导主任（也是我当年的语文老师）告诫我，讲课时要以教学为中心，不要偏离“正题”。于是，我的“细胞分裂”理论，遇到了我的那些被启蒙者的“冲击”。他们不需要“思想启蒙”，而是“生存”——他们需要考上大学，换取一个“红本”（城镇户口）。他们多数是乡下的学生，这是他们以及家长的全部希望所在，就像我的父亲当年希望我那样。当然，这也是学校领导的希望，一所中学的办学实绩以及在当地的地位，几乎完全由高考的录取率决定。虽然，他们的这种集团冲击和相互厮杀，有如过河的蚂蚁军团，其结果是极其残酷和悲壮的。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按百分比计算，当年差不多仅是个位数的高考录取率，使得他们中绝大多数，注定成为高考的失败者。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的这种理想和决心，对他们来说，“思想启蒙”即使不是“旁门左道”，也至少是奢侈的或者多余的。我在《教海拾贝》中的那些担心，纯属多余，他们谁也不会在乎。我只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而不是手执蜡烛的师者，更不是手执火把的启蒙者。这大约是1987－1989年间的事情。
这样的结果，虽属正常，但对于我心理和信念上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我对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感到无比的厌倦；而我最后一点“理想主义者”的安慰，也最终化为泡影。
我在《冷冷的写诗的人们》（1989年2月）中，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意绪，而那种彻骨透心的“冷”不仅弥漫在诗中，也是我心中最大感觉，我感觉自己的心结成了“冰沱沱”。同时，我的那份孤独和倔强，以及不向现实妥协和屈服的意志，也同样隐含其中。这首诗进行了形式上的某种探索，加进了散文的要素，那就是运用“散文独白”的方式，对诗句表达不足的地方进行某种补充、说明，或者说“点染”：
冷冷地写诗的人们
他们习惯于用右手写诗
两个鼻孔
一个管呼吸 一个管打喷嚏
用左眼睛看人
右眼睛看风景
一张嘴巴最忙
管吃饭、骂人、打情骂俏或者亲吻
冷冷地写诗的人们
穿着黑色的风衣
站在路灯下
等待他死去多年的母亲
等待走失的童年的小布狗
等待溺死大海的纸折的情人
每个晚上
他躺在方格的床单上
做三角形的梦
左眼绽开着玫瑰
右眼生长着野槿
左耳站着乌鸦
右耳栖着夜莺
蛇和天使
一个敲响前门
一个敲响后门
[散文独白：你垂下忧伤的头颅，在深夜的
灯光里，我听见夜之星贴在窗纸上，叙说
着一个长长的故事…]
黎明
他们走进市政府对面的咖啡馆
啃着自己的手指
喝动脉中流出的血
太阳，像一把雪亮的刀子
放在餐桌边
白天，往往没有风
冷冷的写诗的人们
穿着白色的风衣
像一个大夫
走在办公桌与办公桌之间
走在机器与厂长之间
人们说
他是一条冷冷的蛇
一团冷冷的雾
[散文独白：花朵和声音常常充溢了
你，诗歌假面舞会上的喧嚣，像大陆
和海一样遥远。你是独步的舞者]
冷冷的写诗的人们
右手写累了就换左手
9
我再度开始怀疑我所从事的教学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怀疑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在1989年8月－1990年8月间，因为各种原因和理由，我两次“被调动”工作。我从一个小镇，来到另一个更小的小镇；从这个更小的小镇，又来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乡下。这种类似惩罚或者被“贬谪”的境遇，确实改变了我的生活，磨砺了我的肉体和意志，但并没有真正打击我的心灵。与对自身的价值以及工作的意义怀疑所带来的那种类似胃痉挛式的心灵疼痛相比，这些打击就像浮丝一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就像“安泰”一样，这样的“被贬谪”，实质上让我更接近了大地。确实如此。
民间俗语说：哪里的太阳，晒不干衣服？而我则认为：18层地狱，与17层地狱相比，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呢？然而，生活确实由此被改变。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可能把县城以下都看作农村，并不能理解一个小镇与真正意义的乡下有多大的差别，总是觉得那是差不多的。这种并非细微的差别，我很快就体验到了。没有地方可去，没有商店，没有餐馆和小吃店，没有浴室，没有电影院，更没有书店，平时不仅无地方可去，而且基本的生活需要均得不到解决。在学校附近，有一个不到10平方的用石棉瓦搭起来的小店，所卖食品基本没有保质期，也没有厂家的名字和电话。如果要购买物品，或者冬天去浴室洗澡，必须到十几里地外的小镇上去，才可以解决问题。那条用沙石铺成的马路，只要偶尔有卡车或者公共汽车开过，灰尘就像大雾一样漫起，将你完全包围起来，眼睛无法睁开来，就是睁开，也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因此，每次洗澡回来以后，又是满身、满头发、满鼻孔、满嘴巴的泥沙。我说过，我们这儿靠着大海，平原是泥沙沉积而成的，土壤基本都是沙质的，如果起风，就跟身在黄土高原差不多。学校有一台旧的黑白电视机，放在小会议室里，但图像基本是由雪花和线条组成的，人像基本是跳动的；常常是一个人在里面指挥，外面还需要一个人转动用毛竹做成的高大天线，以对准信号的发射源。当天的日报一般要第三天才能送到，还有被管理报纸的一位老师捷足先登，等他看完了，才会带到学校来，供大家阅读。因为，邮递竟然是把报纸送到他家里的，不知道是他要求的，还是邮递员偷懒，贪图方便。学校共有20多个公办和民办老师，还有几个代课老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人。大家平时的生活非常单调无聊，除了上课，主要的娱乐就是喝酒、打牌，彼此打趣，说一些不着边际的“村话”。那些当地的民办老师，家里还有土地，下了课，往往就是回到家里的地里干活。与我们这些来自外地、大学毕业后分配或调动来老师来说，他们多了一份收入，也多了一份寄托。对于他们来说，这可真正是非常古典的田园生活啊，有一句是这么说的：耕读传家。这非常对应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是我的精神和思想历程。关于生活方面的叙述，我还是从略一些，或不再提起。毕竟，这不是写传记，而只是对精神旅途的一种描述。而我的那些诗歌，恰恰是我的精神活动的“时间废墟”或“历史遗迹”。
我在一首叫作《1990年11月的海马》（1990年11月17日）的诗中，表达了我的孤独和寂寞，无奈与自嘲：
1990年11月的海马
胡子拉碴
面颊瘦削
在苏北乡下的一个中学教书
每周十八节课
十八元人民币一周
（折合黑市价二点五美元）
他的学生是一百五十六个
他们都是附近农民的儿女
穿着土气
常在他的身旁围成一圈
他大声询问他们父亲的名字
觉得很是快活
1990年11月的海马
拿着地球仪走进教室
他讲鲁迅
也讲李四光、哥伦布和麦哲伦
宣扬太阳中心说
赏析《谁是最可爱的人》
然后，把头埋进作文本
像用翅膀夹住脑袋的一只麻雀
1990年11月的海马
身穿1986年的粗花呢西装
星期六下午五点打马回府
常和一群男人一起
品茗烟草
砌一堵歪歪扭扭的长城
喝下大杯的酒精
随意地吹牛
但从不说谎
常常大笑 常常酩酊
醉卧床头
床在一个角落
太阳晒不着屁股
1990年11月的海马
对着空酒瓶和信纸
怀念旧日的好友
却难名一字
1990年11月的海马
女友在另一个学校读书
每个星期三收到一纸外文的情书
他胡子拉碴 面容瘦削
身高仍旧是一米六六
每天睡觉很晚
据说在读几本很厚、很厚的大书
他有志天下 一筹莫展
于是
躲进学校分配的十二平方的小屋
1990年11月的海马
时常抬头看看屋檐
屋檐上是浩浩长天
他摸摸下巴上的十七根胡须
低头沉思
然后高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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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仅不讨厌当一名教师，而且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师职业，是非常神圣的。但我不能接受成为一个机器零件，而且是一台破旧的机器上，一个生锈的零件。教师的工资很低，我不是特别有所谓；地位不高，被人瞧不起，我也并不感到奇耻大辱。甚至，我把这看成“服兵役”，正如健康的青年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一个知识者同样有担任教师的职责。但我不能接受从事一件并无意义和价值的工作，仅仅为了生存。于是，我决定考研，离开这个毫无作为之地，也放弃这份并无太大意义的所谓工作——它只是为我的生存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保障。这种努力，在工作调动前，即已开始。只是此后的生活历程，让我更为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平时开会，总有领导发这样的感慨：一些大学毕业生到底层学校教书，基本是不安心的。他们是“飞鸽”牌，不是“永久”牌。其实，我觉得自己是“凤凰”牌，我渴望时代、社会以及自我的精神涅槃。
不过，当一名“飞鸽”牌，谈何容易。在那个时候，如果要调动工作，几乎是“难于上青天”。哪怕是从乡下调入小镇，从小镇调到县城，一些老师因为夫妻分居问题而要求调动，往往折腾十数年、耗尽资财却得不到最终解决。而考研，也同样不容易，需要经过学校、镇教委以及县教育局的三级审批。否则，即使考上了，也不放行档案，那就等于白考。对于那些新来的大学毕业生，一般学校的通行做法是，只给一次考研机会。给了一次机会，如果考不上，也就不再给了。不过，当时考研的人似乎也不是很多。大概因为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还是比较稀罕和金贵吧，比较受重视和重用，没有什么生活和心理上的压力，也就没有什么动力。再加上研究生的录取概率过低，选择学校和专业时的偶然性又很大，就跟对赌“老虎机”差不多。再说，日子也不是过不下去，谁愿意去受那份洋罪呢。然而，我的情况却不尽相同，外在的环境压力倒在其次，内在的那股能量不断积聚和膨胀，搞得我快要爆炸了。不过，由于我的外语基础一般，虽然专业不错，英语总是不能达到国家的最低控制线。于是，我开始一次次地咀嚼失败的滋味。而别人的冷言冷语，也就随之而来。有人说我只顾自己考研，影响教学工作者；还有人料定，我是永远也考不上的。
我无法“度人”，更无法“救世”，而自己却深陷泥淖。我有一种独自飘零，身处孤岛之上的感觉。这样的意象，经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我站在一个被海水包围的孤岛之上，在我的四周，浪花飞溅，海鸟飞翔，但远方就是没有船，没有桅杆和白帆的影子。就像笛福小说中的鲁滨逊·克鲁索，除了勇敢和坚强地生存下来，剩下的只有绝望和等待。在那些日子里，我无法倾听汽车的喇叭声，因为那种声音会把我的心揪紧，并把我带往遥远而神秘的远方。而在我的幻觉中，则时常会响起火车或者轮船汽笛的鸣叫声。我知道，那只是我的幻觉，在我的周围，既没有火车，也没有轮船。但我的心，同样会被再一次的揪紧。是的，一双看不见的手，把我的心紧紧攥住，不肯松手。那双手是如此有力，充满激情。它带给我的感觉，不像是某种疼痛，而是来自内心的渴望和上天的启示。我知道，我的命运在远方。
我是一个泅渡者。但即使淹死，也得努力向前；也惟有努力向前，也才有希望到达彼岸。
在那段时日里，我常以“鹰”自比。我说，我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虽然，我目前正在超低空飞行，但并不算什么。别人的冷眼和嘲讽，也算不得什么。列宁的那句名言，成了我最大的心灵安慰：鹰，有时候比鸡飞得还低；但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
在最艰难的时候，还有一则欧洲寓言极大地激励了我。故事的大意是，一只小老鼠，不小心掉进了牛奶桶里。牛奶桶太高，牛奶又像水一样稀薄，它无法从里面跳出来。等待它的命运，似乎只有淹死。不过，小老鼠并不放弃，它在牛奶里不停地游动，挣扎。最后，那些即将淹死它的牛奶，终于变成了厚厚的奶油。小老鼠站在自己制造的奶油上，跳出了高高的木桶，它得救了。这个故事，一次次地温暖着我，激励着我。
而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时间播出的俄罗斯电视连续剧《罗蒙诺索夫》，则让我一次次地泪流满面。我在一个邻居家的电视机上，看完它。少年罗蒙诺索夫不想继承父亲的打鱼船，他要逃离那个海边的小渔村，到莫斯科求学。他偷偷对他的妈妈，说了这个秘密时，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妈妈，如果我不走，我会死的（大意）。这句简单的台词，就像触电一样，让我在一瞬间被定格，泪水无声地、无穷无尽地流了出来，顾不得别人的诧异和嘲笑。在一个寒风呼啸之夜，在冰天雪地之间，在一片狗吠声中，有一盏灯被点亮了，然后又熄灭了。罗蒙诺索夫出走了，离开了他的出生地的小村庄。从此，再不回头。从这里出发，他开始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人生历程，他的名字始终与俄罗斯休戚相关，最终成为俄罗斯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不朽人物。
我要作火箭冲出大气层的努力，就必须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在教书、读书、考试的同时，我偶尔写诗；在学校破旧的图书室里，我找到了一本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这是我那几年里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其时，还在偶然间看了张艺谋的电影《老井》《红高粱》《菊豆》等，这些都是让我难忘的电影。我的一篇关于《老井》的影评，提出了“恋土情结”的概念，有效解释了老井村的人们为什么不肯搬家，是源于农业文明以及由此积淀下来的“恋土情结”。这也解释了关于《愚公移山》故事的著名问题：愚公为何不搬家？这篇影评，获得了县团委和县影视公司举办的“五四影评征文”一等奖。当然，还有那部著名的电视政论片，它告诉了我关于“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学术思想。不过，因为思想上的某些倾向，该片在当时受到了批评，现在也很少再有人提起它。但这部片，是让我当时最受激动的一部片。我在学校的黑白电视机上看完了它。那雄浑而坚定的声音，仿佛大海的蓝色波涛，让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并且获得了思想上的巨大启迪和力量。同样想不到的是，它的年轻编导夏骏，后来成了我去央视工作的推荐人。
在那段做着艰苦卓绝式奋斗的时间里，我的启蒙理念，并没有因此消退。甚至，还更为强烈。启蒙问题仍然是我的一个心结。我甚至有意形成一个诗派，叫作“启蒙诗派”，以此来尽作为一个知识者的启蒙责任。有一首诗的题目就叫《启蒙诗派：太阳寓言》（1990年3月19日）：
太阳，你是一只思想的头颅
你的光芒是血的光芒
你的灼热是血的灼热
你是释迦 是那个裸足行走在丛林里的苦行僧
破旧的行囊里装着佛经和一个王子高贵的心
你是耶稣 是十字架上抽搐而苦痛的灵魂
你是神的长子 人类苦难深重的兄长
你是孔夫子 是那个马车上终年奔波的教师
像一个农夫 在蛮野人类的精神荒原上
你种植精神的稻麦以及仁爱的花朵
你是卡尔 是那个大胡子的青年诗人
在大英博物馆黑暗的一角
你啃着黑面包 写一本关于人间天国的红书
在黑暗世界的对面
你叛逆的身影照亮了一百年后的人类
哦，太阳
你是盲诗人荷马 像歌一样流落在爱琴海及小亚细亚平原
你是在中世纪的夜空 星星般闪烁的哥白尼
你是鲜花盛开的火刑柱上的布鲁诺
你是一本燃烧的书和另一本燃烧的书
你是清朝末年那群在沉默中绝叫的文人
以及用炸弹和鲜血呼唤共和的战士
太阳，你是一只成熟的思想的头颅
还有一首诗，写在京沪线的列车旅途之上，也表达了我的某些英雄主义的思想情绪。诗的名字叫《英雄歌谣》（1989年11月）：
透过玫瑰花丛
我听到了
你们在树林间歌唱
星光闪烁
生命染红的枫叶慢慢褪尽了颜色
英雄们的灵在黑暗中闪着蓝光
伤口像猩红地嘴唇
哼着歌谣
像六月的玫瑰
散发着血的芬芳
一群鸟儿掠过教堂上空
上帝蹲在钟楼顶上
尖着嗓子
挥了挥手
一片海上的云
像黑色的帽子盖住了树林
英雄的歌声戛然而止
然后低回曲折
抽一支烟吧，我的兄弟
你沉默
然后走开
慢慢在树林间消失
我无法再拉住你的手
一起抽一根劣质烟叶卷成的纸烟
我的英雄兄弟
我在寻找你们
寻找你们歌的回声
11
我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已定，那就会百折不挠地去实现它。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与周围的环境无法协调，而又不愿妥协。于是，在外在冲突和自我矛盾之中，我的心灵备受折磨。现在，这一切即将与我无关。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摆脱这份工作。我明白了自己的方向，那就是继续读书、深造，继而成为一名学者或者作家。
于是，我有了突围的迫切和冲动，也有了困兽般的焦躁。不过，我当时只想突围，但不知道，突围之后将干什么。这不像红军长征一样，既是战略转移，也是北上抗日。我一下子没有找到北，只有做学者或者作家这个大的方向。
我不仅无法改变外在世界，我甚至也无法改变我的家庭，改变父辈们的思想观念和做法。激烈的冲突也是难免的。即使是考研，我的母亲是坚决反对的。她觉得，当一个教师已是很好。她觉得，我的离家远去，某种程度是抛弃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只有父亲坚决支持，就像当初支持我读书一样。你走得越远越好，哪怕你走到外国去，我也是高兴的。这是父亲的原话。
这段话也呼应着多年前父亲的另一句话：只要你有本领往上读书，我就是拆房子、卖地，也让你去读。家族的另一则传说，则可能是父亲这种信念和决心的隐秘来源。我的曾祖父在临死之前，紧紧攥住我奶奶（我祖父是入赘的上门女婿）的手，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养儿一定要读书”，说完这句话，看着我奶奶点了头，才闭上了他的眼睛。我的奶奶是曾祖父唯一的女儿，生于19世纪末年，读过书，大脚（没有裹过小脚）。她思想明晰，深明大义，即使一生中受到了众多的人生打击和磨难，也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那份淡定和从容。83岁那年，她安静地去世，嘴角上含着微笑。她是躺在我的一个伯母的臂弯里去世的，她众多的儿孙都远在外地，一个也没有在她临终时见上面。我的二伯父，接到奶奶去世的电报时，正在舟山群岛附近的一条海船上。船遇到了风浪，无法返航或者靠岸。一个星期之后，奶奶下葬了的第二天，二伯父才回到了家中。这个年近五十的男人，抱着奶奶的照片，嚎啕大哭。
不过，在考研的过程中，我的方向发生了某种改变。我最初的方向，是打算报考西南师范大学的新诗研究所，做吕进老师的研究生。做一名诗歌研究者，对于一个写诗的人来说，这本来是最好的选择。更何况，我的诗人朋友义海正在那里读研。我报考诗研所时，专业成绩和总分均不错，但英语因2分之差，与西南师大新诗研究所失之交臂。当时的所长吕进教授写给我一张明信片，鼓励我来年再考。
本来，我应该乘着这股东风前进，但一件很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的方向。在这期间，我读到了南京大学出版社“新时期小说研究系列”。我得到了其中的三本，胡若定教授的《新时期小说论评》、丁柏铨和周晓扬教授的《新时期小说思潮和小说流变》、黄政枢的《新时期小说的美学特征》。胡若定教授后来成了我的硕士导师。这几本书的“总序”是董健先生所写。在这篇长序里，董健先生讲到了思想解放运动、新时期文学的时代精神以及启蒙问题。他说：“什么是新时期文学的时代精神呢？我认为，这种时代以社会主义对‘人’的发现和思想的新觉醒为前提，以认识和提高国民文化心态为要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原则为基石的新人本主义和新启蒙主义精神。”他认为，“思想解放就是启蒙，就是人的新觉醒”。同时，他还提出：“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启蒙有两种类型：一曰感性的、政治行动导向型的启蒙，一曰理性的、文化心态塑造型的启蒙。前者是初级的启蒙，见效快而不彻底，可以在全民文化素质低的基础上进行；后者是高层次的启蒙，见效慢而彻底，只有在全民文化素质较高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这篇序言，董健先生写于1989年2月，改于同年8月。对于我来说，这篇文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醍醐灌顶”，而是有电闪雷鸣、五雷轰顶之感。我不仅记住了董健先生的名字，而且改变了自己的考研方向：我决心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当然，我的女友此时在南京一所大学读书，这是我决定来南京的另一个原因，但是次要原因。这篇序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并坚定了我报考南大的决心和意志。这是董健先生所不知道的，此前，我也从来没有跟他提起过。
我认识到，我现在所做或试图做的，过多着重于现实层面的工作，只是属于“感性”的启蒙；而从思想研究方面入手，从事“文化心态塑造型”的启蒙，才更有意义和价值。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必须考上研究生，从而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也才能获得从事“文化心态塑造型”启蒙的资格。于是，考研的最大意义在此得到体现。我明白了，考研不仅是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也不仅仅是为了当一名学者或者作家，而是为了更好地为启蒙事业添砖加瓦。这让我数次走进研究生的考场，几乎是带着百折不回、殊死搏斗的心态。如果不是因为有这样的理想在支撑，是难以承受那些艰苦和挫折的。
因为心中有了目标，我变得更为坚定。任何困境和痛苦，都不能改变我的选择和方向。在这期间，我写了一首诗，叫作《灰鸽》（1994年2月6日）。这是一首具有象征主义倾向的诗，它讲述我自己的心灵历程和理想追求：
1
我的思想
就像这只灰鸽
有着美丽的红喙
鲜红的颜色
是太阳的颜色
真理的颜色
它习惯在夜间飞行
灰翅之上
星光闪烁
鸽哨像一把匕首
撩开夜黑色的皮肤
2
走过很多风雨路程
它憩息在
黎明的枝上
太阳将它装饰成一个圆形的图案
3
沉默是它的习惯
是它独特的姿态
即使翅膀滴血
你也一声不吭
4
灰色的羽毛
没有五彩的缤纷
低微的叫声
常被市井的喧嚣淹没
你寂寞地飞
5
渴望飞翔
渴望神秘的异域
冒险的冲动
振开你的双翼
田园生活的日子里
你常梦着你走过的地方
6
你轻盈地掠过钟楼时
有一个少年
抬头望你一眼
你无言的姿势
是一句简练而深刻的谶语
这个少年听见
7
一颗灰色的雨点
从天空洒落
沙漠的人们说
这是一种雨
8
雷电掠过你的翅膀
你的飞行没有倾斜
方向是一种晴朗的天气
使你永远怀着渴望和激情
9
灰鸽
一种飞翔的精灵
它属于天空
1994年9月，我考取南京大学，攻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胡若定先生。考研的过程中，在资料和信息等方面，我得到了小海、李冯、张生、宋吉述等朋友的帮助。而在精神方面，他们给我的鼓励和信心则更为重要。在关键时刻，我的很多朋友都给了我极大的激励以及人生助益。比如我在中学教书时，有著名的“七兄弟”，全校知名。在我人生最为艰难的时候，他们会时常到乡下来看我，陪我喝酒、聊天。
12
来到南大读研，是我多年梦想的实现。在当年的研究生开学典礼上，很多院士、著名的学者、教授均出席了会议。我一下子有了一种群星璀璨的幻觉：我置身于天空蓝色背景之中，在我的四周，星光闪烁。而我就在其中，我也是一颗星星，我也有自己跃动的光。这种幻觉，后来到央视工作后，也曾出现过一次。
在开学典礼上，我们观看了一部反映南大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专题电影。在这部影片中，提到了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原稿作者即当时的南大哲学系的老师胡福明先生。在纪念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从北京回到南京，采访了这位我所尊敬的师长和校友、时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胡福明先生。另外，我采访了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标准”一文的责任编辑王强华先生，写成了《历史关头两秀才》的长篇人物通讯。王强华先生不仅是南京人，而且曾在南京大学法律系就读，这些缘分让我倍感惊异。我所写的采访文章因此充满激情，发表后并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包括文摘类报刊的整版转摘。此后，我与两位老先生成为“忘年之交”，在纪念改革开放以及思想解放运动三十年的时候，我邀请他们到我任职的高校演讲，一双曾经开启了一个伟大时代演出帷幕的手又在南京握在了一起。《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南京晨报》《金陵晚报》、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这也是我向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的再一次“致礼”。
南大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界，我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这里思想解放，自由宽松，有着众多才华横溢、学风严谨、作风可近的老师。
但是，在读研期间，我觉得最为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花更多时间多读些书，写更多一些文章。我参加了许多事务性的工作，比如我担任校研究生会的副主席、汇文学社的社长，我组织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校园文化活动。现在想来，虽然也做了一些事，也有一些收获；但没能多读点书，多写点东西，还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的硕士论文的最初选题，是关于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对当代文学的影响研究。除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周作人、丰子恺等背景外，我的研究样板主要是张承志、阿城、北村等。不过，因为对宗教的理解欠深透，我最终放弃了这个选题。我的导师胡若定先生，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一位谦逊而和蔼的长者，他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最终选择了韩东小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以此个案研究，探讨“新状态”（评论家王干的命名）或“新生代”作家的写作特征。“新状态”作家群体的出现，是90年代的重要文学现象。因此，我对90年代的诸多现象作了梳理、思考，这也是我博士论文的重要起点之一。韩东是一位诗人，90年代初改写小说；因为是相识的朋友，我改选题之后，可以更方便地获得相关资料。事实确实如此，韩东给我提供了几乎所有他所掌握与他有关的材料。论文最终定名为《韩东小说论》。我在论文中认为，“个人化”写作，是韩东等“新状态”作家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是五四以来个性解放在文学中的新的发展和反映。由此，他们的写作指涉了人物的灵魂，是对灵魂的“掘进和逼视”。论文在答辩时，受到了答辩老师的好评。特别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丁帆老师，他说，尽管我的观点与他不尽相同（丁老师是当时持批判态度的主要学者之一），但他承认我是“新状态”作家的最好“辩护士”，为他们作了自圆其说的最好辩护。这种学术宽容的精神，至今令我感动。
90年代，“晚生代”作家纷纷崛起。韩东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鉴于评论界对“晚生代”作家宏观上的评论和把握较多，我选择韩东作为“晚生代”作家的标本，进行微观的解剖和分析。
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一、作为小说家的韩东。概要叙述韩东的创作情况，以及他由诗歌而小说的内在和外在原因。二、个人化：打开灵魂之门的钥匙。主要论述“个人化”写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发展流变的过程，指出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看，“个人化”首先是一种写作姿势；其次，从对象主体来看，“个人化”指涉了个人的生活，包括日常生活特别是心理生活也即灵魂的生活。韩东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个人化”的特征。三、对灵魂的掘进和逼视。主要论述韩东的小说从“个人化”的立场出发，对现代人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透视和剖析。四、“游走者”及其独特的反抗姿势。分析了韩东小说中的“游走者”的形象及其意义，并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零余者”进行了对比分析。五、反讽、喜剧色彩及评议等等。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论述了韩东小说的表现手法和基本风格。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对韩东小说的负面进行了适当的分析。
通过对韩东的分析，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韩东及“晚生代”小说家对当代文学的突出贡献。他们的“个人化”写作，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叙传小说”的成果，从而进入了人的心理深层，也即灵魂的层面，是对“文学是人学”这一伟大理论的有力推进。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相比，“晚生代”小说更注重对生活和人的内在本质（也即灵魂）的揭示；与先锋小说相比，“晚生代”小说更注重现实和作品的内容层面。韩东及“晚生代”小说家的创作无疑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而且，是一种更为本质的现实主义。而且，韩东们创造了“游走者”这一时代形象，丰富了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这些都是韩东及“晚生代”小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这是硕士论文的提要。我拟把这篇改名为《韩东早期小说论》的硕士论文，附录于书后，作为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补充说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篇论文也是我写作《激流与残冰——启蒙视域中的90年代中国大陆戏剧》的一次重要预演。
13
一切似乎表明，我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人。我的灵魂是如此骚动不安，就像大海一样，无法真正平息下来。外界的事物，就如同无数个的月亮，它们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可引起大海的一次次潮汐。我的心灵也是如此。
研究生毕业后，我可以获得一份非常安稳和收入丰厚的工作。但我放弃了去机关、报社、重点高校、电信、石油系统等单位的工作机会，选择了去中央电视台。因央视的人事关系已经基本冻结，进台者需将人事关系暂时存放在某个单位，等有编制时再陆续正式调入。而我是应届毕业生，因为违约，我被省政府下属的某签约单位退档至南大研究院分配处。按照当时人事制度的规定，我的档案将被发还原户籍所在地。
我之所以作这种类似“人生冒险”式的选择，固然与我当年的“记者梦”有关。但这只是极其微小的原因，因为留在南京也可以从事新闻工作。其内在的原因在于，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具有英雄主义倾向的人，我总是追求人生的完美，总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总是梦想“一飞冲天”。而外在的现实原因则在于，我觉得央视是一个新闻“制高点”，可以借此平台，更好地影响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我的诗人朋友巫祝有一个观点，我极其赞同。那就是我们要努力占领社会制高点，以期更好地影响社会的发展。在我的内心深处，那种“感性－政治行动导向型”（对于个人来说，则是“个体行动导向型”）的直接启蒙方式，对我仍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我甚至觉得，在这种直接的、初级的启蒙方式里，也包含了“理性－文化心态塑造型”启蒙的内涵或要义。我的选择，有着我心理和思想的依据，也有现实的基础。它不仅不是“冲动”，而且是经过了“理性”审视的。
我于1997年7月10日走进了央视的办公室，当了新闻评论部“新闻调查”栏目的一名策划。我的推荐人是央视的著名编导夏骏老师，而总策划、我的顶头上司则是著名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老师。
初到央视，我再次出现了那种置身于灿烂群星之中的感觉，而自己也是那跃动着的一颗。一些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形象，只能在报纸和杂志上看到的名字，现在都以真人的形式出现在我的身边——一起工作，一起开会，一起吃饭。我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工作当中，每天看片，阅读各种资料，报送选题。
然而，事与愿违。这个“制高点”，实际上是“高处不胜寒”，有着很多的“规矩”。一个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又有些书生意气（其实是“书生气”），在此不仅难有作为，甚至难以融入其中，更不要说利用这个平台来影响社会了。在这里，极难得到发挥自己的机会，只能做一些类似查阅资料、报送选题、写策划案等类似“打杂”的工作。在“编导中心制”的电视体制下，策划其实只是一个参谋和助手，并无相应的地位。我曾经与钱钢老师有一段对话。我问：“编导与我们这些策划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团长与政委的关系，还是团长与参谋的关系？”钱钢老师很肯定地回答：“是团长与参谋的关系，策划是为编导服务的。”于是，我很想从助理编导起步，慢慢向编导方向发展。其实，这也是我来央视之前，夏骏老师给我定下的发展路径。但那一年大事很多，香港回归、十五大、三峡工程，都在那一年。夏骏老师被台里派出，担任几个大型节目的总编导，几乎不在节目组。当他发现我被制片人安排当策划后，有些吃惊，他认为一个初涉电视的人，一下做策划是不妥的，应该是从助理编导开始。在他的认识里，策划是一个更高的职位，应该由有经验的老编导担纲。于是，夏骏老师为我联系了包括王利芬老师在内的多位资深编导，或因我的学历太高，或因已有合作助编，或因性别原因不便合作，均无法获得接纳机会。在巨大的自我压力之下，我几乎每天都在焦虑和狂躁中度过。
经过大半年的“磨合”，一切终告失败。我自觉胸有大志，也不缺思想和才华，但无法在此获得自我发展的“平台”。我想起了那则“和氏璧”的故事。现在，我只能坐在山下，像那个叫卞和的玉匠那样，抱玉而哭了。
后来，我从央视到了《中华工商时报》以及《中国资产新闻》（后更名《中国产经新闻》），担任记者和编辑。在平面媒体工作期间，我的个人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其间，我的部门主任、后来的报社副总编辑郭晓东给了我非常大的实际帮助，包括生活和业务指导。我工作非常努力，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新闻作品。按报社规定，每名记者每月的工作量是发表不少于8000字的新闻，我每月均完成20000字以上，最多的一个月发了将近40000字。除了担任记者，我还承担了编辑的任务，算是“采编一体”了。编辑的基本工作量，是每个月8个版，我编辑“影视文化版”，每周1期；“读书版”，每两周1期。我每月共编6个版，等于完成了四分之三个编辑的工作量。有一次，总编跟我开玩笑，说我的工资和稿费的收入，比他都高。这倒是真的。我所发的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比较高，基本都是头版、头条或者整版，基本都是大文章。文章发表后，转载和转摘率也比较高，不少文摘类报刊都整版转摘过我的作品。另外，我的文章经常出现在报社的“评报栏”里，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王福如、原《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史习传等几位报社的老顾问，对我的文章均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对初涉新闻的我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鞭策和鼓励。
我在《中华工商时报》仅工作半年，由我主笔的“告诉你一个真西藏”系列采访，即获得该年度的“时报人敬业奖”。我所发的稿件，在内刊《时报人》的统计栏，基本都是“星级稿”，而且星级较高。而在《中国资产新闻》报社，我则被领导称为，报社“一颗迅速升起的新星”。在这中间，我还完成了由一名“文化记者”“社会记者”向“经济记者”的转型。为了成为一名经济记者，我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并做了笔记。最终，我用半年不到的时间，完成了这次“华丽转身”，成了一名不仅能写文化和社会新闻，也能写经济新闻的“全能型”记者。我在主报上所发的经济报道，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报曾整版刊登我关于北京出租车的采访报道：《北京出租车：左转？右转？》，这是我在主报发的第一篇涉及经济问题的报道。我的另一篇关于科利华公司“学习的革命”的长达10000多字的文章，在主报头版和二版同时刊登，这曾被视为我所在的报纸从“官报”向“民报”转变的风向标，或者说象征性事件。
以此观之，我去央视，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而去报社，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这似乎是一个很容易得出的结论。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如果给我发展机会，以及发展的空间，我一样可以把电视做得很好。特别是像“新闻调查”这样深度节目，对以学理、思想和思辨见长的我来说，似乎更为适合。只要给我一点时间和机会，完成由“学人”向“新闻人”转化即可。就像央视著名制片人张步兵所说，如果先去“新闻联播”或者“东方时空”，做一段时间的短新闻，可能更容易获得“新闻感”和“电视感”；一下子到“调查”，可能是一个错误。然而，我已无机会重新选择。
尽管有严格的新闻纪律，我还是尽其所能，写了一些有“风险”和“争议”的文章，做了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工作。确实，我没有忘记自己影响大众、推动社会发展的启蒙使命。在这个时期，我影响社会的理想似乎正在实现，个人的生活状况也有较大改观。一切似乎还算顺利，我拥有了一些成功感，也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入。在当时很多单位的员工工资不到1000元时，我每月均有4000－5000元的收入，有时甚至更高。而走在报社长廊或者院子里，常常会有人对我说，“你就是海马？”或者相互从背后指着说，“这就是海马。”我是当时报社唯一一个在笔名“海马”前面加“本报记者”的，据说，这样不大符合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而我们的总编给我确定的目标，则又是如此高远，高远得对我如此“高看”，“你要做名记”，“你要写范文”。此时，我还是一个实际新闻从业经验不到一年的“新手”。这种精神上的满足感，似乎比金钱的酬劳更有价值。北京似乎开始向我微笑，有的时候，我甚至有了那种“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感觉。
但是，一切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的人事档案无法调入报社，因为地方人事局以研究生是人才的名义，不放我的档案，数次南下协调，均告失败；而我的户籍因此也无法进入北京。忽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成了人们所说的“北漂”，一个孤独者，一个失去体制保障的人。我的档案在南通，户口在南京，而人却在北京。
一个非常怪诞的境遇出现了：白天，我出现在很多高级官员的办公室，以及人大和政协的会议室，讨论或采访北京市对于“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发表重要文章。晚上，在我的小出租屋里，却常常与那些“查夜”的警察或联防队员发生争执，仅仅因为我使用的是“暂住证”，就被他们视为天然的“盲流”或者潜在的“罪犯”，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眼神予以打量。虽然，结果往往以他们的解释或道歉而告终，但我尊严却一次次被轻易地冒犯。那些写出长篇报告的官员或者学者们，他们不知道，我竟然就是一个他们所热烈讨论并提议需积极应对的“外来人口”。一个人在自己祖国的首都，却无法获得身份的确认，本身就是一件很悲凉，又很“黑色幽默”的事情。这也许是“户籍制度”所带来的某种荒唐，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改革初期，那种“激流”与“残冰”相杂的混乱局面，也只能让人摇头叹息。
而就在此期间，我结了婚，没有房子，两地分居。妻子在南京工作，无法调入北京。如果选择考研，则又不符合她所在单位工作五年以上才可考研的内部规定。我在毕业这年的6月，领取了结婚证。这是我此去北京的证明和承诺。我惟一有些犹豫和不确定的是，我与她结婚，是对她好，还是不好。虽然，我有充分的自信，会给她带来财富、荣誉、成功以及幸福。这首名为《我的新娘——献给另一些无家可归的人》（1997年6月7日）的诗，既有浪漫，又有辛酸。它写于我们在民政局所办的“新婚学校”结业并领取结婚证之后的那天晚上：
我的新娘
今天
我只能拉着你的手
走在城市软软的夜色里
今天
我们找不着婚床
我的新娘
月亮是我家的吊灯
还有那些星星
他（她）们全是参加我们婚礼的尊贵的客人
现在
我们举起杯来
让大家一齐欢呼
然后干杯
你看
大家的脸蛋都红红的
他们是多么高兴
我的新娘
这样的夜晚
多么灿烂
我们手拉着手
就这么走着
你一句也不问
我们的洞房在什么地方
我的新娘
让我来告诉你
它们就在前方
前方就是黎明
太阳像我们热情的妈妈
她用早晨最漂亮的彩霞
铺成我们温暖的婚床
我的新娘
顺着我的手指
看
就在前头
不远的地方
对于如今那些没有住房和财产的“裸婚族”来说，应该从我这首诗里找到某些共鸣。是的，这也是一首“献给另一些无家可归的人”的诗，并不只是自我抒情。
在那段时间里，经济的压力和生活的困境，同时到来，抵消了我在事业上“蒸蒸日上”所带来的快乐。我当时的收入并不算低，但由于处于一个特殊关口，特别是需要存钱买房（我和妻子均不符合分房条件，而逐步取消福利分房的新政策也已公布），还是感觉到了贫穷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伤害。是的，我感觉到了贫穷的尖锐性，它就像锥子，或者一把刀子。于是，我写了一首诗《贫穷是我口袋里的刀片》（1997年12月4日）：
贫穷是我口袋里的刀片
一不小心
它就割破我的手
走在街上
在人群里
我不是最穷的人
现在
我要找一个人
要对他说一二句心里话
我举起手里的刀片
向他发问
你有没有刀片
他说
你说什么
我说再见
我找了一百个人
他们都没有刀片
他们为什么没有
贫穷是我口袋里的刀片
一次又一次
它割破了我的手
谁也不会知道
同时，我身在异地，也非常思念自己的亲人，以及怀孕的妻子。这让我在心里决定，寻找机会回到南京。北京的“冷眼”以及“微笑”，对我均已不那么重要。1999年春节之后，我从老家经南京返回北京的路上，写了一首诗《和亲人们在一起》（1999年3月7日）。这首诗似乎暗示了我后来的选择：
亲人们
我从北京回来
和你们在一起
我们要感谢新年
它给了我们相聚的理由
因此
我们要快快活活
把这个年过好
时间是那么短暂
我们的很多话
还来不及说完
我的袋里揣着一张车票
现在
我要乘上小镇开往城市的汽车
我还要买上火车票
从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这一路上
经过的城市还有很多
母亲
你不要哭
父亲
你不要沉默
妻子
你不要低下你的头
弟弟
请你捆紧我的行李
现在
我置身城市之中
每天
都在把你们思念
像一辆外地牌照的汽车
不久
我还要开回来
14
机会终于来临，来得竟然是那么不期而遇。四月的某一天，主管版面的商寅泉副总编突然半开玩笑地问我：海马，你想不想回南京？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此前，报社到江苏、浙江、上海一带的采访机会，基本都是让给我的，主要是照顾我回南京。
后来，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根据朱镕基以“精简机构”为目标的部委改革方案，拟把国务院原有的49个部委，撤销、合并、压缩成29个。《中国资产新闻》的主管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局，是一个“二级局”，由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张佑才兼任局长。现在，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国资局的相关管理职能将变成两个司并入财政部（“国资委”的成立，则是后话）。这样，财政部将有两份报纸，《中国财经报》和《中国资产新闻》。而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一个部委只能拥有一份报纸、两份杂志。《中国资产新闻》与《中国财经报》的合并，已是必然趋势。但报社领导的选择是，将报纸挂靠到新闻出版总署的下面，这样不仅可以保全报纸，还有可能获准领衔组建“中国产业报业集团”。但这样规避的后果是，原来的那些挂靠在各省财政厅或国资局下面的记者站，因为“条口”的关系，势必要与报社“脱钩”。于是，社委会研究决定，拟在全国部分省市先期组建自己的专职记者站，江苏是计划中的6个专职站之一。
于是，我开始积极申请回江苏“建站”。我当时面临的障碍是，新闻从业时间很短，报业经营的经验则几乎是零。总编辑高富元善意地告诫我：海马，你要好好给自己定位，是做一个“名记”，还是做一个报业的经营管理者？其时，我不仅有着强烈的“回家”念头，同时，对“文化产业”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这是一次绝好的实践和学习机会，特别是在报业的经营方面。于是，我给予了非常充分和肯定的回答，表示相信自己通过不断学习，一定能够做好。
当时，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责任编辑王强华先生，听说我要回江苏工作，主动给我提供了他女儿王燕玲老师的电话，让我有困难时可以去找她。当时，王燕玲老师任《中国科技报》驻江苏站的站长，是一名素有经验的驻地记者。
2009年7月，我从北京派驻江苏记者站，负责江苏站的工作，并兼任驻华东首席记者。回到江苏后，我面临着全新的挑战，除新闻采访之外，主要工作是发行和广告。而新闻采访和写作，已不那么重要。更多的时候，新闻采访变成了经营的辅助手段，往往成了广告式的新闻。当然，我努力保持新闻的纯洁性，把新闻报道和广告尽可能地分开。记者站有更多的优惠“政策”，与在报社担任记者和编辑相比，可以有更好的收入。但我确实不十分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不能随心所欲地采访和写作了，而在内心深处也不愿意求人办事。新闻采访是企业所欢迎的事情，而广告和发行，则需要企业的帮助。而要获得这些帮助，我们就必须与企业和企业家搞好关系，做好服务。我想起杜甫的那句诗，“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句诗不尽合适，却是我当时深刻的主观感受。至于全国其他记者站的兄长们，出于对我这位小兄弟的关心，每次召开全国记者站的会议时，均给我传授了一些类似“黑吃黑”和“敲诈”（客气一点说，是“敲打”）的经验。说句真心话，哪个企业和单位没有点儿问题呢？而这些“把柄”则有可能成为“话柄”，于是，经营的“抓手”和驱动力就有了。这是我从思想上所不能接受的，更谈不上应用于实践了。我用的那套“广交朋友，长期服务”的策略，还是有效果的。不过，其时浮躁而急功近利的报业氛围，使得所有经营者和管理者处在急躁不安的状态，难以接受长期投资的理念。每个月，我几乎有20天以上的时间在外面出差和奔波。每次回到家中，在书房里阅读或者写作的时候，才是我感觉最为快乐和宁静的时光。我忽而觉得，我应该过一种书斋的生活，做一名学者或作家。我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字，来影响时代和社会，那个“文化启蒙”的思想又再次回来了。同时，中国报业在走向市场这个“转型期”所带来的慌乱和混乱，也使得所有身在其中的人，备受折磨和痛苦。浮躁和急功近利，是当时的主题词。没有人真正能够沉下心来，把报业作为一个产业来做，更不要说事业了。大家被订阅量和广告费两把鞭子抽打得像陀螺一样“左旋右转”，无所适从，身不由己。于是，“昏招”和“乱招”迭出，也是情理之中。我的那个把《中国资产新闻》（后更名为《中国产经新闻》）办成像《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的梦想，也就成为沉没的“泰坦尼克”。我们仍然是一个“官报”，或者自以为是一个“官报”；我们没有变成“民报”，更没有真正走向市场。而现实的处境是，我们已然在市场的大海之中，新闻出版总署虽然是报刊出版的主管单位，但它只是一顶漂亮的“毡帽”，它的下面没有经营之“腿”，不像原来的财政部或者国资局，有着强有力的支撑。路，得靠自己去走了。但我们的一些管理者，还沉醉在计划经济的迷梦之中。2009年底，其时的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大笔一挥，给了我们最后一笔钱300万。那天，我们也就在财经部吃完了自己“最后的晚餐”。在这样的媒体继续做下去，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和前途。而此前，我怀着做一个优秀报业经营者的梦想，并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名文化产业方面的大企业家。因为，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文化产业方面的“领军人物”，必须是“三位一体”的，即政治家、企业家、文化人。我自以为，我在这方面有边缘优势。但我忽略了中国的客观环境，以及自己的个性特色（我不认为是“个性弱点”）。2000年7月，我与妻子在南京买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套住房。房子并不是很大，但在毕业3年后，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家一旦安下来，我即决定考博，并打算去高校工作。是的，我要重新开始我的写作和精神之旅。
对我来说，金钱和物质固然必须，但精神则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在具备了初步的物质基础之后，我即会开始考虑物质之外的要素。这也是本书中所提出的“世俗化”启蒙以及“双重祛魅”说的个人思想基础。
从“文化心态塑造”启蒙的角度介入社会变革，这曾经是被我暂时放弃的目标。我似乎更愿意选择“感性－行动”式的启蒙，这是一种个体选择，还是群体现象？我们总是急切地希望，启蒙精神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我总是希望它能够跳跃式地前进，最终“毕其功于一役”。这是理性的激情，还是浅薄的浮躁之气？而每次向“文化心态塑造型”启蒙的某种“转轨”，似乎更多的出于某种无奈，而不是理性自觉。为什么对“文化心态塑造型”启蒙的选择，总是第二位的？我这样问自己。其实，这个问题似乎也应该问一问整个中国。
我的新理想再次诞生了，回到了高校，好好地教书和做学问，从而为“文化启蒙”做些积极而有效的工作。不过，我所认为的所谓“学问”，不是现在通行的那种格局：它们往往变成了为评职称而做学问，为争取课题和完成课题而做学问。我希望这一切更纯粹一些。这就像写作一样，不以此来赚钱，也不以此来博取声名，更不能违背自己的内心和原则。它们不是工具或某种凭借，它们是世界和人类之所必需，也是生命和灵魂的全部意义所在。我是一个中国的“浮士德”。
后来，我写过一首名为《秋辩》（2006年10月12日）的诗，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我的某些思想或想法：
做一片秋叶
在秋水里
随波逐流
多好
可我
是一条溯流而上的
固执的
鱼
（有着自己的方向
以及固执）
做一片秋叶
做一条鱼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是老子的
一个是孔子的
15
我之所以没有选择南京的媒体，去做一名记者或者编辑，是因为我的某些判断。我觉得，与北京相比，南京的媒体虽然数量不少，但风格上相对保守，可以发挥的自由度可能不是很大。而因为家庭和孩子的原因，我也无法再回到北京去。在我临回江苏前，社长姚军对我说：小伙子，好好干！如果干不下去，就回来吧，这里给你留着位置。我答应并感谢了他。但我知道，我此去，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会再回来了。
我的重点是联系高校，虽然找一个文学类的杂志当编辑，也是不错的选择。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这些中文很强的重点院校，“门槛”已经很高，没有博士学位是无法进去的。而一些理工类和经济类的院校，没有中文专业，只能到公共部教授大学语文。在我看来，这与担任中学语文教师几无差别。在这样的前提下，虽然有一两家不错的院校，给我留下了位置，待遇也还不错，但我还是犹豫了。既然去大学，还是要在专业方面有所发展，在我当年的文学理论老师包忠文先生的召唤下，我于2001年5月来到三江学院，在他担任系主任的中文系担当一名教师。另外，他还有自己的希望，那就是由我牵头，建立广告学专业。其实，我虽然做过新闻，也有一点儿广告方面的直接经验，但对于建立一个学科是远远不够的。
这所省内的第一所民办高校，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我喜欢这种非体制的状态，它可以带来更多的自由和机会。至少，在我最初的想象和预料中，应该是如此的。
由于缺少行政人员，特别是宣传方面的负责人，而与媒体打交道、招生以及品牌形象的宣传，又是如此迫切。学校领导希望我出任宣传方面的负责人，而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我是准备以教书和写作为主的。几经推辞，最后还是被套上“笼头”。毕竟，学校把我作为人才引进，给我“年薪制”——虽然这份收入不及我做新闻工作时的一半，但我毕竟是全校教师中工资最高的人。我的薪酬是董事会和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的，这是对我的最大重视和尊重。我没有理由再作推却，而学校的未来发展，确实也与我个人的命运有关。于是，经过一番计较，我在不放弃教学和科研的前提下，担任了学校宣传方面的负责人。在高校里，这就是所谓的“双肩挑”。在公办高校，这种情况比较普遍，而在民办高校，似乎尚不多见。
除了品牌形象的宣传，我还组织了不少校园文化活动，以促进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我觉得，与我在中学时的启蒙理想相比，我现在有了更多的机会，也有了更大一些的平台。确实，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操作起来也更为便利。
因为生活，我不断有所改变，或走着弯路，或有所作为。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感，那就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者，必须也是一个启蒙者。
16
2003年9月，我考取了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董健先生。对我来说，既然到了高校工作，考博似乎已是必然。这没有更多的什么功利目的，只是觉得我需要。我真切地感到，我需要学习和读书。工作了六年多之后，我迫切地需要“充电”，需要停下来，休整一下，静静地想一想。入学以后，我有梦幻之感，觉得一切是如此奇妙和不真实。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位曾经用一篇提及启蒙问题的“序”，让寂寞、孤独、迷茫和无助中的我，受到强烈的思想和精神震撼的那个人，现在，他是我的导师。
我觉得，那些曾经影响过或者震撼过我的名字，最终都会跟我发生关联。这样的感觉，每每应验。我常常惊奇于这种现象，因为无法得到理性和科学的解释，而不得不归之于命运或者偶然。但一次次生命中的偶然，似乎又在暗示或者言说着什么。
虽然我所学的现当代戏剧方向，属于现当代文学这个大的范畴，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缺少厚实的戏剧基础。我爱好诗歌，对诗歌比较了解；读研时，主要是小说研究；我对电影和电视的兴趣，超过了戏剧。毕竟，在如今的中国，看戏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从文学角度介入，写作关于影视方面的博士论文，是缺少分量的，除非从导演的角度。这是董健先生的基本观点。因此，他希望我把戏剧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对象。在学分基本修满之后，论文开题在即。而我对于选题，心中尚无明晰的概念。
一次，董先生与我的一次偶然谈话，给我极大的启发。董先生写了一篇关于90年代戏剧的批判文章，《中国大陆戏剧文学衰微的文化背景》，这篇文章给我一个提醒。于是，我决心把90年代戏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带来了社会的迅速“转型”。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整个社会在迅速世俗化和物质化。从我个人来说，也经历了租房、买房、找工作、做记者和编辑、从事报业经营等。一方面，我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以及精神追求，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为生计所奔忙、焦虑和痛苦。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但每一次，我确实都是严肃而认真的。我在努力地选择。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我辗转徘徊，就像鲁迅的那本著名小说集的名字那样：“彷徨”。还有鲁迅的那句有名的诗，“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我没有鲁迅作为文化猛将的那份悲壮、勇敢和执着，更没有他的巨大能量，但确实经历了相似的心灵历程。
我最终选定了90年代及其戏剧作为研究对象。正如我在“开题报告”中所详细陈述的选题缘由：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论题，基于如下几个原因：一、董健老师的直接指导和鼓励，董老师写有《中国大陆戏剧文学衰微的文化背景》一文，犀利而深刻，富有批判精神，这是我选择该选题的最初的启示和最直接的动因；二、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也是关于90年代的文学（主要是小说）的，因此，对90年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我相对比较熟悉；三、我从事新闻工作时，做过一段时间文化、影视和读书版的编辑和记者，其时正是90年代后期，而且是在号称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有直接接触和直观的感受；四、针对90年代的诸多文化现象，我曾写过专栏，共有数十篇文化短评；五、我对当代的东西较有个人兴趣。90年代正是我的青年时代，作为一个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的文学青年，在这个伟大而痛苦的社会和文化转型期内，伴随着青春的烦恼，我的全部的困惑、疑虑、挣扎、痛苦以及思考，就像火山下奔突的熔岩需要找到一个喷发口，而“90年代戏剧”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切入点，它可以成为表达对这个特殊时代的理性认识，从而完成文化和社会批判的最好载体；六、当然，一个更为现实的原因是，关于90年代的戏剧研究，虽非空白，但尚缺系统的、深刻的研究和批判，这也是我的学术野心所在。
起初，我充满激情和信心，认为这篇论文的选题不仅极有意义，而且比较容易写，资料也方便收集。然而，选题正式确定下来以后，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然陷入了“沼泽丛林”之中。
17
一切并没有我最初设想的那么简单。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年代。它表面上看似清晰，实际上芜杂而混乱，难以作出可靠的价值判断。这正如我在论文的“导论”中所说的那样：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或描述90年代的总体时代特征，那将是十分困难的。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这是一个世纪的结束语，也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篇。这是一个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是一曲多声部的乐章。这也是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和重大转型的年代。一方面激流喷涌，一方面残冰未化；一方面充满了革命性的变化和变数，一方面又弥漫着保守和反动的迷雾。它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痛苦与迷惘，选择与无奈，坚守与放弃，旧死与新生，批判与继承，保守与激进，革命与反动，变化与恒常。
而王晓明教授在《90年代与新意识形态》一文中的一段话，也深刻地揭示了90年代的这一现象：
在这样的情形下，几乎每一种对中国的整体判断：说它依旧是社会主义社会，说它差不多已经资本主义化了，说它依旧是消费社会，甚至说它是‘后现代’……都能搜集到许多例证，而那些与它针锋相对的判断，手里也同样握着一大把例证……但是，就当代中国——包括思想界——的实际情形来说，我却更愿意强调对社会内部差异的充分注意。这不只是说，在现实的几乎所有层面上，这个社会已经分裂为明显不同的许多部分，而更是说，当那些笼统的概念和理论无法融合具体的生活实感的时候，我们应该格外仔细地倾听后者的提示。在充分意识到社会内部差异的前提下，如何重建对当代中国的整体认识，这可以说是今天思想界的最重大的使命，而有效地履行这使命的第一步，正是从这样的自觉开始：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的整体性正在不断崩塌，再要像过去那样笼统地谈及‘中国如何如何’，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王晓明教授的一段话向我们至少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90年代中国社会呈现多元性、复杂性、动态性、多面性、多层次性的特征；二是以上时代特征，构成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某种特殊性，从而区别于任何一个过去了的时代。
据此，我在“导论”中作了如下总结：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处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历史转型期，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向。主要表现是：经济上，由计划进一步走向市场经济，由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走向以股份制为主要特征的混合经济（多种所有制形式）时代，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在政治上，在趋向单极化的世界格局下，不同意识形态由对抗走向对话；在思想和文化上，表现出在主流意识形态统治下、多元化思想共存的基本格局和倾向。在社会发展方面，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严重，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旧有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社会分层显得更为复杂。
‘转型’以及‘多元化’，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两个主要的关键词。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处在由单一、固化的传统社会，向复合的、立体的、动态的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这是一个艰难、痛苦而又伟大的进程。包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文化转型等在内的中国社会大转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化趋向，为90年代戏剧提供一个庞大而纷乱的大舞台。90年代中国大陆戏剧，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而复杂的舞台背景下，进行着自己艰难而特殊的演出。
然而，所谓的“转型说”，其实仅是一种现象描述，并不具有价值判断功能。许多90年代的论者，面对90年代的芜杂，往往用“转型说”一笔带过，从而形成了论述上的“致命伤”。“转型”是个“筐”，所有不能解释的现象和事实，都被轻巧地装了进去。我们需要对这个时代发言，对它进行定位，并进行价值判断和批判。我们不能用如此狡猾的讨巧的方法，来对待那些严肃而尖锐的问题。同时，90年代也是90年代戏剧的重要时代背景，在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
于是，寻找到一个可靠的价值评判的尺度或者标准，就成了我论文写作的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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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世纪90年代相似，90年代戏剧也是如此庞杂，现象复杂，头绪众多，难以猝然定论。它不同于现代戏剧史上的戏剧，也不同于当代戏剧史上的17年戏剧、“文革”戏剧以及80年代戏剧。此前的戏剧，在线索上还是比较单纯的，不仅可以条缕分析，而且其中的是非曲直，即使当年如何令人困惑和迷茫，在如今看来，则几近洞若观火。
90年代的戏剧，无论是在类型上、主题上、风格流派上，均不再单一或单纯。它有主流意识形态戏剧，也有诗化现实主义戏剧（启蒙主义戏剧）；它有实验戏剧，也有商业戏剧。在20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戏剧与主流意识形态戏剧往往是无法绝对厘清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一致的。而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之间则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分野。而90年代的实验戏剧，也与80年代的探索戏剧不完全相同。虽然它们都属于先锋戏剧的范畴，但90年代的实验戏剧在形式上往往具有“反戏剧”的倾向，在先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更为决绝。同时，即使同为“实验戏剧”，其思想谱系也不尽相同。比如，部分具有“新左派”思想倾向的实验戏剧，在20世纪90年代戏剧中卓然而立，占有一定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商业戏剧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不是用一句戏剧市场化所能简单概括的。商业戏剧的出现，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当代戏剧的生态环境，也使得中国当代戏剧出现了新的面貌，呈现了某些新的审美特征。当然，我在本书所说的戏剧，包括话剧、戏曲、音乐剧等多种戏剧形式和体裁，不仅是话剧。
在论文中，如果说仅是把上述戏剧现象，分门别类地从面上论述一遍，则未免过于肤浅和简单。这很容易变成戏剧史式的描述，流于表面，失之于泛泛而论。而要综合把握这些戏剧现象，并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本质特征，显然又是极其困难的。
不过，我也由此认识到，90年代戏剧与90年代的密切关系。通过90年代戏剧的样本研究，并寻求有所突破，不仅可以更好地看清戏剧的问题，也可以破除人们对90年代的诸多困惑。当然，这也包括个人的一些困惑。
对90年代的戏剧加以思考和研究，不仅是完成学位论文，也可以解除我个人的迷茫和困惑。也许，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迷茫和困惑，是整整一代人的迷茫和困惑，也更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最大迷惑和困惑。这样的研究课题，是如此有意义，而选择戏剧作为切口，则是一个特殊的角度。戏剧，这个跟物质密切相关的艺术种类，被用来作为研究90年代中国社会物质与精神问题的一个标本，实在是太合适了。
这是我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中的一段。这确实是我最初的认识，在写作的过程中，又被进一步地所证明。“90年代”与“90年代戏剧”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对应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几乎成了同一话语，就像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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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复杂情形下，对价值尺度的寻求就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因为，它将成为衡量90年代以及90年代戏剧的共同价值观念。
于是，我再一次找到了“启蒙”。它曾经像星辰一样，一次次地出现在我的头顶。它不仅君临我的思想，而且指导着我的生活和人生。它规定着我的人生方向，并使其获得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当我选择以启蒙为价值尺度，来研究90年代戏剧时，我的一位好朋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之所以选启蒙，无非是因为董老师是一直倡导和研究启蒙的。言下之意，我是在投其所好。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我无法解释或者辩白，也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如果说不清楚，我的解释反而像是欲盖弥彰，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如果我的这位朋友知道了我的这一段心路历程，他肯定不会这么说。
我觉得，对于我的论文来说，启蒙既像一根牛皮绳，可以把那些杂乱的“柴火”——90年代以及90年代戏剧的诸多复杂现象和事件，捆扎起来，便于背负或者提溜。同时，启蒙又像是一把锋利的斧头，它可以把90年代以至90年代戏剧的纷乱现实，劈开一个切面。通过对这个“截面”或者“切片”的观察和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相关研究对象。
启蒙，它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评判诸多现象、揭示事物本质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我的研究视角。正如我在“论文提要”中所说：
中国20世纪是一个启蒙的世纪。启蒙是包括戏剧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语境之一。‘启蒙’在论文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研究视角，二是价值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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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小段时间里，我为此兴奋不已。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破解和应对90年代及其戏剧的利器和“灵丹妙药”。从此以后，关于90年代及其戏剧的全部困惑和烦恼，似乎就此迎刃而解了。
然而，当我对这剂“良药”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时，这才发现，“启蒙”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不清，难以作最终的界定和把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90年代及其戏剧一样，启蒙也像是一团乱麻。它的许多概念无法真正厘清，更不要说在理论分析时加以应用了。是的，启蒙更像一把没有柄的“双刃剑”，或者斧头，我不仅难以用它来工作，而且极易弄破了自己的手。
现在，“三把乱麻”被搅在了一起：90年代，90年代戏剧以及启蒙。我如何才能把它们变得清晰，又如何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从而展开我的研究和论述？我一筹莫展，工作几度陷入停顿状态。毕业在即，我的论文写作却无法向前有任何推进。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几乎丧失了完成论文的最后信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放下了90年代及其戏剧问题，回过头来做大量的哲学以及思想史方面的阅读。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首先弄清楚“启蒙”的概念。因为，如果不搞清“启蒙”问题，不把这把“尺”的刻度搞清楚，我就无法去度量90年代及其戏剧，并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
这一切与我在乡下教书时完全不同。那时，我读到董健先生的那篇“序”时，心中是一片澄明。如果当时的情景，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话；那么，我现在的处境则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我想起北岛的那首著名的诗《迷途》，“沿着鸽子的哨间，我寻找着你，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可是，那颗“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的“蒲公英”又在哪里呢？
“启蒙”的水，确实是太深了。关于启蒙的概念以及内涵，极其复杂：既有启蒙精神，又有启蒙运动；既有启蒙史，又有启蒙哲学；既有英国式的经验主义传统，又有法国式的理性主义传统，当然，还有德国风格的启蒙传统。不仅有启蒙，还有反启蒙、非启蒙、伪启蒙，等等。“启蒙，启蒙，多少罪恶假你而行”，大概说的就是启蒙概念的这种复杂性吧。
如果不搞清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将无法进行我的研究。也就是说，我要把这根绳子的众多头绪慢慢理清；如果是刀的话，我得给它先安上刀柄和刀鞘，才能便于携带和使用。我需要理论或哲学工具，但工具还有待打造和磨削。这是另一个庞大工程。我已投入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工作已经进行到这个程度，我几乎别无选择，也别无退路。
我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启蒙”？启蒙的边界在哪儿？启蒙精神与启蒙运动有何差别？启蒙是否“舶来品”，中国有没有启蒙？启蒙与文学（特别是戏剧）的关系到底是什么？90年代戏剧中，至交包含多少启蒙因子？等等。
关于“什么是启蒙”，有着诸多不同的概念。康德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启蒙？》中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aude（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这是康德应策尔的请求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所作出的最著名的回答。
而摩西·门德尔松在《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则从启蒙与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认真而严肃的思辨。他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但把一些与启蒙有关的事物，进行了思考和比较。这就像打磨璞玉一样，先把那些无价值和虚假部分剔除出去，其启蒙的真实面貌也就更为清晰。他在谈到启蒙与文化的滥用时说，“启蒙的滥用削弱道德情感，导致铁石心肠、利己主义、无宗教和无政府主义。文化的滥用产生奢侈、伪善、软弱、迷信和奴役。”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虚假的启蒙与人类的真正的善更加对立了，在这种虚假的启蒙中，每一个人张口说出来的都是一种陈腐的智慧，而精神早就从这种智慧中消失掉了；在这种虚假的启蒙中，每一个人都对偏见大加嘲弄，但是却不在其中把真实的东西与虚假的东西区分开来。”
更多的西方哲学家，均对“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比如，吕迪格·比特纳的《什么是启蒙》，马克斯·霍克海默的《反对自己的理性：对启蒙运动的一些评价》，等等。
董健先生对启蒙的定义则是“通俗的”和“中国化”的。“‘启蒙’，英文叫Enlightenment，基本含义是‘照亮’，这就是说，用先进的理性之光照亮人们愚昧、黑暗的头脑，启迪人自身的觉醒……‘启蒙’的反面是‘蒙蔽’，是‘愚民’，即用落后的、反科学的某种思想去污染和堵塞人们的头脑。”那么，启蒙的核心精神是什么？董健先生认为，“启蒙的核心精神之所在”就是“使人告别奴隶状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告别蒙昧状态，做一个心明眼亮的人；告别视官、上司为父母、为老爷的传统的臣民状态，做一个敢于捍卫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董健先生是国内积极倡导启蒙精神的著名学者之一，数十年来，不管政治形势如何阴晴圆缺，均不改初衷。
启蒙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启蒙’应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启蒙’，就是指18世纪发生在西方的那场关系到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了，但它的精神价值永存，它对以后人类一切思想解放运动都有启迪意义。”“而广义的‘启蒙’，则是指一切唯客观真理是求的理性活动，是指人类思想史上与当前现实中一切反封闭、反黑暗、反僵化、反蒙蔽、反愚昧，总之一句话就是反精神奴役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化精神。”
有必要作出区别的是“启蒙运动”与“启蒙精神”。启蒙运动与启蒙精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运动的启蒙，在中国现当代史上仅发生数次；而启蒙精神，却一直存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戏剧文学之中。我们在说启蒙精神失落或者断裂的时候，往往的误区即，把没有启蒙运动发生的那段时期，看成启蒙的丧失。正确区分启蒙运动与启蒙精神，是对启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和基础。
启蒙精神是一种理性的精神，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否定的精神，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个性解放的精神。对于不民主、不科学等封建专制主义、封建蒙昧主义以及对正常人性的压抑，是启蒙天生的敌人。
启蒙有两个着眼点：一是“人”，人的觉醒、个性解放以及生存状态。作为创作主体剧作家、导演、演员等，作为作品接受主体的读者和观众，作为对象主体的作品中的人物，均可纳入这个“人”的范畴。二是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与戏剧的现代化。因此，“人”与“现代化”，是启蒙的两个关键词，也是启蒙的主要标尺。如何判断反启蒙，那么，“非人”和“反现代化”可作为主要判别标志。
启蒙精神的源头不仅在西方，在中国古代也有启蒙精神，如李贽、黄宗羲等人的思想。但在西方最早形成了启蒙运动，并蔚然汇成了大潮，如13－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启蒙在中国第一次蔚为大潮、形成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在西方启蒙精神的刺激下发生的启蒙文化运动，这也是中国现当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的启蒙主题：提倡民主与科学；呼唤人的解放，特别是个性解放；主张“立人”，并进行“国民性”批判。
第二次启蒙运动，则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标志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它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次基本是承继五四运动的衣钵和基本精神的。
如果算上三四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则有三次。但这一次启蒙远没有五四启蒙运动与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那样，形成浩大的声势和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其精神内涵及其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的确认和厘定。
启蒙在90年代虽然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但有两次重要“亮帜”：一次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一次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知识分子”与“新左派”的重要论争。
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戏剧）与启蒙有着不解之缘。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因启蒙而生成的。那么，什么样的文学算是启蒙文学呢？什么是非启蒙文学，甚至是反启蒙的文学呢？“文学与‘启蒙’相联系，就是启蒙文学。广义地说，天下真文学没有不是‘启蒙’的。启蒙文学是送理性之‘光’给人类的文学，是叫人做一个有尊严、有个性、心灵自由的‘明白人’的文学。与此相反，那种歌颂皇权‘盛世’，掩盖历史真相、充满政治偏见、宣传恐怖与暴力，以及以种种手段麻醉大众精神，叫人（如鲁迅所言）‘没有了能想的头，却不活着’的文学，都可以称为‘反启蒙文学’”
启蒙与反启蒙、人与非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戏剧的现代化，既是戏剧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更是戏剧精神的现代化），围绕这几对矛盾范畴，来进行90年代戏剧创作主潮的探索与研究，有着非常的必要性。衡量90年代戏剧创作成败的重要尺度，唯有启蒙尺度。具体来说，就是人的尺度和现代化的尺度。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包括戏剧）中，还有多少启蒙因子？对这个问题，很多论者都是持否定态度的。90年代成为80年代的对照物或者反面，后者恰恰是评论界所共知的启蒙时代。即使对90年代的启蒙有所承认，也基本认为是一个“低潮期”。而我分明觉得，90年代的启蒙不只是一个“低潮期”所能概括的。确确实实，它有属于自己的、激动人心的东西，它分明是另一种形态的启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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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90年代看作一个启蒙的“低潮期”或“断裂期”，是源于对“启蒙”的性质和内涵的误判或误解。我觉得，“世俗化”启蒙既是90年代的重要启蒙特征，也是它所取得的重大启蒙成就。
我们的世俗化欲望，那些物质欲望和身体欲望，它们的解放和满足，到底是启蒙，还是反启蒙？或者，根本就与启蒙没有任何关联？其实，这个问题早有答案。“世俗化”启蒙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内涵和特征之一。90年代，“世俗化”启蒙在中国的出现，正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传统在中国的再现，这也是中国启蒙所需填补的重大“空白”。许多论者，不仅不把“世俗化”启蒙当作启蒙，甚至看成“反启蒙”。这是90年代启蒙“断裂论”和“低潮论”的主要渊薮。究其原因，这些学者往往把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传统作为唯一的参照物和价值标准，并且割裂了文艺复兴运动与18世纪启蒙运动的必然联系。他们把90年代以来，在人的物质和身体欲望层面的那些思想解放和现实实践，没有算入“启蒙”的范畴。不仅如此，它们还被当作了“反启蒙”来看待，成为启蒙的对立面。
在我的阅读和判断之间，也产生了一些隔离和相反的东西。不过，在短暂的困惑以及迷茫之后，我不断坚定了自己的观念。
我觉得，我们“世俗化”启蒙的过程，还仅是开始，远未完成。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经历了300多年的历史；而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站在文艺复兴这个巨人的肩膀之上的，这才有了坚实而可靠的基础。而中国的启蒙，特别是理性主义启蒙，在现实中屡经挫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救亡”与“革命”的纠结等诸多原因外，与中国的“世俗化”启蒙尚未完全展开，缺少一个欧洲“文艺复兴”式的基础工程和基本铺垫，有着极大关系。
我最初试图把“世俗化”启蒙命名为“肉身化”启蒙 （来源于“肉身化哲学”），或者“感性启蒙” 。王洪岳教授在《审美与启蒙》中，有“感性启蒙”“理性启蒙”“神性启蒙”等三个“人性启蒙”维度提法，但语焉不详。不过，这样的命名存有某种难度，我的知识准备使得我无法从学理上把它说清楚、说透彻，且极容易引起歧义和概念的混乱。最后，我听从董健先生的建议，把它命名为“世俗化”启蒙。
9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界和文化教育界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从本质上来说，是与“世俗化启蒙”有关的。不过，那肯定“世俗化”启蒙的一方，却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为之辩护的。这种历史性的错位，让人啼笑皆非，但却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残酷现实。
我有一篇短文《何为“人文精神”？——写给《读书人》杂志》（2009年2月23日），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我关于“世俗化”启蒙的基本思路，虽然它表面上似乎谈的是另一个话题：“人文精神”。
何为“人文精神”？
这么一个新词，汉语词典里面是没有的。而且，它是典型的“中国制造”。它来源于21世纪90年代初，上海学者陈晓明等人的文章《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该文引发了那场著名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或者一场大混战，那是中国当代思想界上的春秋、战国时代。但是，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混战”之后，除了产生了几个学术名星之外，似乎并无什么结果。“人文精神”终为何物，反而是越辩越模糊，从糊涂开始，以糊涂终结。
因此，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词语。它的能指和所指，或者说，它的内涵和外延均极其模糊。
在中国，最早提到“人文”一词的典籍是《易传》。“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易传》上的一则彖词。显然，“人文精神”与此处“人文”并非同义词。
它也不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肯定现世人生的意义，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提出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人用知识来造福人生。”（《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人文精神”与这个“人文主义”也不是孪生兄弟。
岂止不是，而相差太远。它的提出，恰恰是反对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复苏的人的世俗性，或者说肉身的部分，指向所谓纯粹的、崇高的、抽象的某种“人的精神”。这样的旨趣，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从某个方面来说，确实是南辕北辙。
虽然略显简单和感性，我倒更欣赏和赞同周作人先生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对于人性的解释。他批判了“灵肉”分离的两种现象，“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于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于是，他指出，“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其实，“人文主义”也好，“人文精神”也罢，其实正是把人的兽性和神性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其中任何一端。而这些，正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五四先哲们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不是这样，则不是迷失于“神道”，就是跌入“兽道”。
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提出，长期以来被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左倾”思想所漠视和践踏的人的肉身，得到了重视。虽然，这不是人性的全部，却是人性解放的基础。这样的回归，有着非常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一个物质化和欲望化的年代，坚守精神的家园，固然令人崇敬；但是，如果走向某种极端，无视这种物质化和欲望化的合理性和革命性，则难免走向人性的反面。所谓“人文精神”，恰恰是反对人的兽性部分，从而导致了人性的分裂，走向了某种极端；同时，也是逆时代的潮流而行。因此，“人文精神”的提倡者们，不仅是反人性的，而且也是反时代的。他们自以为是时代的英雄，其实却扮演了一回小丑的角色。
而这个被他们当作神祇一样膜拜的所谓“人文精神”，只不过是一朵美丽而邪恶的罂粟花——在它的里面，躲藏着一个中世纪的魔鬼。
警惕啊，人们！
这篇文章虽然很短，但集中体现了我对“世俗化”启蒙的基本认识和理念。而我的另一首名字就叫作《文艺复兴》（2010年8月13日）的诗歌，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我的“世俗化”启蒙思想：
你说我
是一个可耻的胖子
酒鬼、淫棍
把这些词加诸我
我不生气
它是对我的赞美
是的
这是一种赞美
在这个迟到的文艺复兴时代
这样的表述似乎稍显极端，但你如果仔细阅读一下《巨人传》《十日谈》等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你就可能对此获得更多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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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世俗化”启蒙的倡导，是对人的物质欲望和身体欲望的肯定，极易被人误解。因为，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很多有识之士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物质的欲望和身体的欲望过度膨胀。因此，90年代成了庸俗化、物质化、人欲横流、道德败坏的代名词。
在这样的时代，还要提倡那些已经非常过分的东西，是不是不合时宜？当然，提倡者也极易被人误指为是一个非常物质和非常肉欲的人。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倾向的人，这些甚至成为我在现实中屡受挫折的原因。我内心深处所追求的恰恰是那些精神性的东西，而不只是“世俗化”。在我的精神谱系里，精神有着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从来没有认为，人只要有了身体和物质的满足，就算个性张扬或人性解放。这最多只是基础，或者起点。我一方面认为，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世俗化”启蒙上做得还非常不够；另一方面，我又坚定认为，仅有“世俗化”也是远远不够的。
今天
我吃着了天鹅
它被切成了碎块
像一只鸡
被一位乡下的厨师
烹饪
它的味道
不比鸡更好
肉质坚硬
像是牛
或者某种大型食草类动物
我带着自卑
和犯罪感
举起我的筷子
像第一次触碰异性
身体的少年
拘谨
动作粗笨
甚至还有些脸红
我咀嚼、吞咽
然后问自己
这就是天鹅吗
在童年的故事里
飞翔的天鹅
白色的天鹅
纯洁的天鹅
高贵的天鹅
现在它蜕尽了皮毛
被调料
炖成酱红色
作为一盘菜肴
它静静地
摆放在我的面前
这是我写于2003年3月3日的一首诗，《关于天鹅——或者物欲主义时代的悲剧》。这是我对物欲至上主义的某种批判。而另一首诗《英雄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某种物质——看〈海格力斯〉》，写于2002年1月28日，则是我对日渐消失的英雄主义的深切呼唤：
海格力斯是个英雄
一个正在生长的
英雄
有时会像小丑
显得可笑甚至滑稽
但还是无名小辈的
海格力斯
认定自己是个英雄
一千年才出一个
他要打败怪兽
他还要打败一群怪兽
他要成为大陆或者岛屿王国里
所有英雄中最大的英雄
就这样
海格力斯踏上了英雄之路
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安徒生说
他的行为
让生活在没有英雄时代的我们
羞愧或者感动
我与我的女儿坐在一起
看一个关于海格力斯的卡通片
我告诉我的女儿
英雄不是一种精神
他是我们的生活中
所匮乏的某种物质
对于世俗欲望和物质主义的泛滥，我们也应该有所警惕。如何界定物质和身体解放的边界？如果走向了极端，这是不是就成为“反启蒙”？我再一次陷入迷茫。
那么，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董健先生给我推荐了许苏民教授的文章《祛魅·立人·改制——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三大思想主题》，这篇文章对我启发极大。在这篇文章中，许苏民教授认为，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异化相比较，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异化主要是“伦理异化”，具有“神圣化”与“物化”的双重属性。他在文章中批判了这一现象：
一方面，是由庄严、崇高、肃穆的圣贤偶像和无数清规戒律、条教禁约所构成的道德伦理世界；另一方面，是由极其精致发达而堪称世界之最的食色两大‘文化’构成的物质享受世界。这两个世界看上去是那么不相容，然而却又是那么配合默契、水乳交融。孔庙可以与青楼并列，虽容不得一个贾宝玉，却容得了很多的‘西门庆’，岂非咄咄怪事？这正说明了中国皇权官僚专制社会的伦理异化与西方中世纪社会的宗教异化相区别，具有神圣化与物化双重属性的显著特征。
受此启发，我在充分肯定“世俗化”启蒙的同时，又提出“双重祛魅”的问题。这样做，不仅更符合我自己的本意，也更符合客观实际。同时，这对时代和现实也将起到更好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从而引导“世俗化”启蒙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本书中，对“双重祛魅”问题已有较为深入的叙述，在此不做更多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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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论文答辩”的相关过程作相应的陈述和引用，是非常必要的。这将有助于读者对本书深入理解和把握。
首先，我想引述的是对各位答辩委员会委员所提的部分问题以及我的回答。从这些提问和回答中，可以洞悉部分较为复杂的问题。虽然，这些根据现场记录所整理的文字，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境以及思考上的仓促，难免有欠精准。
沈义贞教授：先锋戏剧，是一个探讨的话题。其实，有些先锋，只是玩形式。就你所谈的“实验戏剧”，其真正的创造性在哪儿？有否艺术创造和推进？
王勇：“实验戏剧”的探索是有价值的，其在精神追求方面有批判，有追求，体现出一定的启蒙价值；在形式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舞台语汇，这是应该肯定的。但这个问题必须辩证地看待，因为“实验戏剧”本身也存在问题，某些戏剧打着实验的旗号，宣扬着反现代的价值理念，如某些所谓的“新左派”戏剧，就带有反启蒙的色彩；另一方面，正如沈老师所说，确有不少“实验戏剧”是在玩形式，以形式的花哨遮蔽内在精神的孱弱。这是应该批判的。
胡星亮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世俗化”启蒙与传统理性启蒙，它们的辩证关系如何？
王勇：世俗化启蒙其实是传统理性启蒙的一部分，它与传统理性启蒙的关系也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内在追求是一致的。我在论文中之所以将“世俗化”启蒙单独列出，既是为了论述的需要，也是为了将它与此前的五四、80年代的传统理性启蒙加以区别。“世俗化”启蒙在此前都有体现，但在五四和80年代主要是反左、反封建，90年代更为独立，其核心都是人的解放。
马俊山教授：什么是“主旋律”戏剧？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
王勇：官方倡导的“主旋律”主要是宣扬主流意识形态，但主流意识形态也在变化，既有传统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等价值理念，也有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的精神价值。“一仆二主”的问题永远纠结在一起，比较混乱，容易错位。而学术界和民间的所谓“主旋律”，则往往是反映人的解放，代表现代化方向的作品。“主旋律”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也是“主旋律”戏剧难以界定的原因之一。
陆炜教授：怎样理解“精英戏剧”和“主旋律”戏剧的关系问题？
王勇：“主旋律”戏剧与精英戏剧的关系较为复杂。精英戏剧希望戏剧是启蒙的、现代化的，而现在好多“主旋律”戏剧其实也是具有一定启蒙倾向的，只是往往是被动地、无意的。我们不能把现在常说的“主旋律”戏剧理解为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宣讲，而与启蒙无缘，改革开放的许多理念和实践本身就是与启蒙一致的。现在，学术界希望的“主旋律”是反映人的解放与现代化的，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精英戏剧就与“主旋律”戏剧合二为一，精英戏剧也可化入“主旋律”戏剧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其次，是董健先生的论文评语：
王勇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90年代中国大陆戏剧。这是一个具有前沿性和挑战性的课题，目前研究的人较少，水平较低。王勇的论文，把研究对象置于启蒙的论域之内，不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认识水平上也远远高于时下的一些评论文章。作者认为，90年代中国大陆戏剧，是在政治、经济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前行的，充满了矛盾和悖论。它在某些方面确实背离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重新成为体制化的戏剧，结果遭到观众的冷遇，很不景气。于是，不得不转向市场（主体是平民百姓）寻找出路，从而形成“世俗化启蒙”的独特思想景观，主要表现为人欲的张扬与“理想”的失落。对此，论文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给以肯定或否定，而是从历史传承和现实需要出发，以人的解放为准绳，辩证地评说其独特价值，既充分肯定了它“继承”“补课”和“深化”的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它向“低俗化”演变的可能性。作者提出90年代戏剧的“双重袪魅”问题，是当代戏剧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突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果作者能进一步展开论述就更好了。王勇的论文为中国当代戏剧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思想通道，这是很有价值的。
论文材料做得扎实，论从史出，思想周密，文字流畅，表现出良好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论文达到博士应有的学术水准，建议通过答辩并申请文学博士学位。
而评审专家的“评阅综合意见”则如下：
20世纪90年代戏剧以其多元性、丰富性、复杂性，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占据特殊地位，同时，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该选题具有较大理论难度和较高学术价值，体现了作者的学术勇气。
该文将90年代戏剧纳入启蒙视域来进行评说，以现代启蒙思想作为价值评判尺度来质疑和思辨。“世俗化”启蒙概念的提出，90年代启蒙“神圣化之祛魅”“物化之祛魅”的分析，90年代戏剧内在矛盾及其动力关系的分析，都具有新意，是对现有研究的重要理论突破。
从方法上来看，本文以理论分析为主，又兼顾历史，力求打通戏剧与时代，以及90年代戏剧与整个中国现代戏剧在启蒙问题上的历史联系，从而凸显出90年代戏剧的特殊意义。作者认为，90年代戏剧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某些方面又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戏剧的启蒙传统并有所补充和发展，特别是对世俗化启蒙的反思和超越，使90年代戏剧具有了无可替代的思想文化价值。这个结论，无疑是深刻而又独到的。
该文立论高远、新意迭出、论说深入、材料丰富、表述到位、行文流畅。比其他研究同一时期戏剧的文章要更有深度和锐气，在前沿性、开创性、批判性和实践性上都应给予较高评价。
不足之处是，对启蒙和文本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论点也可以进一步展开进行论述。
而答辩委员会对论文和答辩的评论如下：
王勇的博士论文《启蒙视域中的90年代中国大陆戏剧》，站在现代启蒙的思想立场，对90年代中国大陆的各种戏剧现象和重要剧目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和评价。论文材料充实，论述深入，结构完整，行文流畅，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和新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推进了对90年代中国大陆戏剧的研究。在答辩过程中，对答辩委员会提出的各种问题，做了较为圆满的回答。
这些评论或意见，难免存有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过程中的一些程式化因素，也有不少让我惭愧的鼓励之词。不过，作为反映论文写作和答辩过程的如实记录，我抄录上述资料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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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述了“答辩提问”“导师评语”“专家意见”等之后，我的“论文答辩综述”也有一定的引用和参照价值。这将有助于读者对论文本身以及我的写作初衷有更深的理解。全文如下：
尊敬的答辩委员会吴功正主席，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
这篇论文的写作，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我是受董老师的启发，选择了90年代戏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最初的动因有两个：一是觉得90年代戏剧比较靠近，资料相对好收集，因为戏剧不同于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资料非常丰富，易于保存；二是源于个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巨大迷茫和困惑，特别是在物质与精神、崇高与世俗之间的选择和挣扎。我因为出于对写作和做学问的意愿而选择读研，但毕业后没有留在高校，而是选择了传媒，而且搞传媒的经营和管理。这些，完全偏离了自己最初的志趣。
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情况并非如此。从最初觉得容易写，到感觉非常难。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少，缺少更多的参照和借鉴。而且，90年代戏剧较为复杂，像一团乱麻，难于梳理和作出判断，这主要是由于90年代以及戏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及中国思想理论界也处于骚动和混乱状态。于是，我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必须找到一个理论，找到一个可资作为价值尺度的东西：这就是现代启蒙思想。毕竟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启蒙的世纪。但是，在进一步深刻研究和思考中，我发现平时所讲的五四以及90年代的启蒙思想，似乎不能完全解决90年代及其戏剧的问题。“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暴露了90年代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启蒙理论上的混乱，很多时候几乎是“启蒙打启蒙”。主要是对于人的物质和身体欲望等世俗化问题，难以得到解释，且往往被看作与理性相对立的非理性、反启蒙。于是，经过思考，我在不得已中提出“世俗化”启蒙（当初叫“肉身化”启蒙）的概念。进一步研究发现，其实“世俗化”启蒙本来就是西方启蒙（主要是文艺复兴）以及五四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中国一直被忽略了而已。这一点，封建主义要负根本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所谓“左倾”主义更要负直接责任。应该说，世俗化启蒙直到90年代，才在市场化转型的社会经济、政治大背景下，得到较为充分地激发。
然而，如果仅仅简单地肯定世俗化现象，似乎也不是完整的世俗化启蒙。因为，“人欲横流”和拜物教等现象令人深思。这时候，董老师给我推荐了许苏民的文章。受此启示，我提出90年代及其戏剧中的“双重祛魅”的概念，即“神圣化之祛魅”以及“物化之祛魅”。前者是宗教神学的、封建主义的、“左倾”主义的，后者则又是拜物教和人欲横流。这样，关于90年代的启蒙问题，特别是世俗化启蒙问题，才得到基本的解决。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西方经过了300—500年的文艺复兴，其世俗化启蒙得到较为充分地发展，才有了18世纪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启蒙。而中国，还仅仅是个开始。因此，从长期来说，在启蒙问题上，也是“反左胜于防右”，世俗化启蒙必须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因此，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是在看戏剧方面的评论以及资料，而是在看哲学等方面的书籍。因为，我首先要解决工具的问题，首先是打造或者说打磨自己的斧头，然而才能去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道路。
整体论文的结构，除了导论和结语外，分为上、下两篇。导语部分，主要分析90年代戏剧的现实语境、研究现状，并确立启蒙的价值尺度及视角。上篇，“戏剧现象的启蒙价值钩沉”，共三章，主要是现象研究，主要分析了戏剧市场化转型及商业戏剧、主旋律戏剧、实验戏剧；下篇，“戏剧作品的启蒙精神阐释”，共四章，主要作品研究，分析了五四和80年代启蒙主题的复归、人性在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异化与张扬、世俗化启蒙的困惑与流变、世俗化启蒙的矛盾与冲突。论文的结论是，90年代戏剧并非20世纪戏剧的高峰，而是一个低谷；不过，在这个低谷里，也有它的独特风景。在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戏剧体制，和市场的挟击之下，90年代戏剧难免窘态毕露，呈现了某种混乱和衰弱。不过，在总体走向衰微的格局中，90年代戏剧对五四和80年代的启蒙主题有所继承和发展，并在世俗化启蒙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当然，与小说、诗歌的表现来说，戏剧在世俗化启蒙方面的实践还很不充分。对90年代戏剧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它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90年代的精神本质，对21世纪戏剧的改革和发展也将有启迪作用。因为“摘要”里和论文里都有详细的内容，因此不再赘述。
从总体上来说，这篇论文在90年代的戏剧研究有所突破，也有一定的创新。但是，它只是完成了当初想法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远远没有达到最初的自我期许。包括关于启蒙问题的研究和深入思考，也没有能够或者没有敢进一步深入。另外，在戏剧文本的研究方面还不够深入，理性的高度还远远不够，在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上也还存在着“盲区”或者“空白点”。
因此，答辩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和环节。在答辩之后，我将根据专家和评委们的意见，对本篇论文做进一步修改和提高之外。除此之外，我还有两点想法，即希望能以这篇论文为契机，一是对20世纪中国启蒙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二是对90年代的整个文学现状作一个较为系统研究。这可能需要两篇较大规模的论文，或者说是两本书，才能承载。
谢谢各位评委！谢谢前来旁听的各位老师和同学！
答辩人：王勇
2009年11月27日
这篇“论文答辩综述”不仅概括叙述了我的写作过程，也反映了我的基本思想。因是匆忙草就，文字显得粗糙，有的表述也有欠精准。但为了尽可能保持其原貌，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我没有再作修饰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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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论文的“原序”（ 2009年9月），不仅有助于理解我的写作过程，同时也表达了我对所有为我的写作提供帮助的领导、老师和朋友的衷心谢意。即使从资料保存的角度，也有必要在此一并引用：
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此次论文的写作，可以说是一次艰难而漫长的旅途。那披荆斩棘的艰辛，以及歧路中的迷茫；那势如破竹的期待，以及停滞不前的焦急；那柳暗花明时的欣喜，以及山重水复中的疑虑……这一切，不仅仅是难忘的记忆。应该说，它们对于身体、心理（耐心、毅力、定力等）以及思维的极限，也是一次很好的考验和训练。
在这次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是更多人鼓励和期待的目光，以及他们的援助之手，使我得以战胜困难和绝望，并努力前行。
首先感谢董健老师，对我的论文所作的悉心指导。即使在他患上眼疾以后，仍然通过朗读的方法，对我的论文进行指导。他以自己正直无私的人格，以及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给我确立了为人和为学的典范。当然，还要感谢尊敬的华老师，在我一次次打电话或者登门求教时，她给予我的笑容和热情。
感谢胡星亮、吕效平、陆炜、周安华、丁帆、王继志、姚松、张光芒、王一涓等诸位老师，在南大学习期间，他们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感谢包忠文、胡若定、顾文勋、方洪友等老师，在我论文写作最为艰难的时候，他们给了我许多的关心和鼓励。特别是马俊山老师，在论文的写作初期以及后期的修订之中，均给予了我很多有益的意见和指导。
感谢我的同学汪成法、伏涤修、阮南燕、赵天为，以及师兄蒋泽金、陈吉德，师姐丁芳芳、张军、胡静，师妹张婷婷、许莉莉等曾经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特别要感谢穆海亮师弟，在担任答辩秘书期间，为我所付出的巨大而艰辛的劳动。
感谢单位领导给我的支持：陈万年、骆志斌、叶俊、陈云棠、董新华、笪佐领等领导，一直关心我的学业，并给我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学习条件。我的前任领导陶永德教授、丁承憼教授、冯沪生教授以及陶为民博士，在读书问题上给予我大力支持，也在此一并感谢。同时，感谢我的同事许品芳、邢晓刚、周更生、宋常铁、王婷、吴江、张正君等老师，或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和鞭策，或给予我工作上的支持和理解。
感谢我的妻子濮益琴，六年多来，她在繁重的工作之外，承担了更多的家务以及孩子的课外辅导；并以“乐羊子妻”自喻，对我的懒散和浮躁给予批评。而对于女儿王月，我则心怀歉疚，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几乎没有带她去一次公园。
另外，还要感谢刘亚娜、葛飞飞等给我的论文写作和答辩所提供的帮助。还有更多需要感谢的人，在此不一一列名。
如果给这次论文作一个自我评价，结论非常明确：它只是实现了我最初期待的一个很小部分，而且仅是初步的尝试和探索。因此，一切还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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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装修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我觉得，文章的写作更是如此。这篇论文，远远不是我所期许的。与我最初的设想相比，它过于浅陋，以至我在准备出版它的时候，几经踌躇和犹豫。确确实实，我感到有些自惭形秽。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篇论文是我力所不逮的产物。相当多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到自己缺少力量。换句话说，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论是对90年代的理解，对90年代戏剧的研究，还是对启蒙的感悟和认知，均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在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在不少地方做了“妥协”。仅仅为了论述得更合理一些，或者说更“学理”一些，我回避或者搁置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事实上，我要尽可能地让它们“中规中矩”，从而显得更像一篇博士论文。由此，我在一些时候偏于“保守”，而这样做仅是为了“保险”起见。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一些更为精彩和有活力的东西，这是令人惋惜的。现在，这些美丽的瓷片，或者说思想的火花，只能让它们在这篇文章中破碎或者熄灭。当然，这并不排除它们在另一个地方被再次点燃，或者被重塑成精致的瓷器。
比如，我有一种类似于“大陆漂离”假说或者“板块构造学说”式的设想，那就是：启蒙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或者“动力”，这种内在“张力”或者“动力”由某一组或几组矛盾所推动。这种矛盾，也许可以笼统和简单地称为“感性启蒙”与“理性启蒙”的对立统一。如：文艺复兴运动偏重于感性，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偏重于理性；英国启蒙的经验主义传统，偏重于感性；法国启蒙的理性主义传统，则偏重于理性。这些，可能正是启蒙的内在“张力”的体现，也是其形成要素和原因。
再比如，在论述“世俗化”启蒙问题时，我发现与90年代的小说和诗歌比起来，90年代的戏剧样本还不是很多，也不十分典型。这无疑削减了在表达和论述上的分量，缺少应有的力度。但是，我无法改变我的选题，去写一篇包括诗歌和小说在内的关于90年代文学的论文。毕竟，我学的是“戏剧戏曲学”专业。
因此，在论文答辩完成之后，我有两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其实，这两个“愿望”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即已萌生。一个“愿望”是，从“世俗化”启蒙的角度，重写一篇有关“启蒙视域中的90年代文学”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除戏剧之外，要把小说、诗歌这些在“世俗化”启蒙方面的表现更为典型的文体涵括进来。第二个“愿望”是，我要专门写一本关于启蒙问题的研究专著，把我在这本书中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明白的事情，加以系统地研究和论证。现在，这两个工作都正在有效地进行中。特别是第二个“愿望”，进行得还比较深入。2010年12月，我进入了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我的主要研究课题，即启蒙问题。我希望通过两年的入站研究，能把启蒙问题搞得更清楚一些，能向前再推进一小步。
我有一首诗《大师的镜像》（2010年12月2日），写于南京大学曾宪梓楼的哲学系办公室。其时，我正在等待我的合作导师唐正东老师，这是进站后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和交谈。走廊上，众多哲学家的图像，拨动了我的诗弦并发出了声响。这首诗，是我进入哲学系的某种纪念，也是我实现第二个“愿望”的正式起步。
在长长的走廊里
在白色的墙上
（白色的乳胶漆
确实，比石灰更白
也更柔和）
有许多金色的镜框
端坐着大师们
黑白的照片
他们是，萨特、霍克海默、阿尔多诺
还有更多
活着或者死去的人们
我们得向他们致敬
就像此时
我的目光所做的那样
凝视或者景仰
他们没有一个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也许，曾经来过
用思想和目光触摸
用语言和文字
小声地描述或者议论
（但从不抒情）
我的大师们
在这个下午
我把你们瞻仰了三遍
一点四十五分的阳光
从窗外照进来
大师们的面容
更加睿智、慈祥和灿烂
而走廊旁的大厅
也就更加的黑暗
在那黑暗里
响起我等待的脚步声
对于我
它们有阳光的质地以及份量
吕效平教授在评价我的论文时，有如下一段表述，大意是说：对启蒙的研究，比对戏剧的研究要更好、更充分。这个评价看似某种肯定，其实正是对我的批评。言下之意是，我对90年代戏剧的研究不够深入和透彻。他说得不完全对，或者完全不对。因为他说得过于客气了。因为，无论是对戏剧的研究，还是对启蒙的研究，其实都是不充分的。甚至，还是粗糙或者浅陋的。
我之所以把这篇如此“浅陋”的东西出版出来，只是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来考量的。另外，也是为了听到更多的批评意见，从而有利于下一步的改进。作为一个正处在“蝉蜕”过程中的东西，有点苍白、柔软、无力，似乎也很正常。因此，这篇并不成熟的论文，我就尽量保持了它的某种“原生态”。是的，它更像一块原始的矿石，非常粗糙和丑陋，但其中也许包含着一些玉石或黄金的成分。但愿如此，但我却不敢狂妄地以此自喻。
我还要郑重声明的是，我在文中大量引用了自己的诗歌，这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所谓“诗人”，而是有此做派。另外，这些诗歌也不是我最好的诗歌，更不能代表我在诗歌方面的美学理想。我引用它们，只是因为它们在相当的程度上，表达了我在某个阶段的思想和感情，或者记录了我的生活。它们只是我生活的佐证，是我情感生活的某种“固化”形式，就像画家用色彩和线条、音乐家用旋律来表达自我一样。也正因为此，我更有理由认为它们不是最好的诗歌。我认为，最好的诗歌是不应该直接甚至间接表达个人的思想或者情感的。诗歌要更纯粹一些，就应该与思想绝缘，与感情也必须保持应有的距离。这就像诗歌与哲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一样，尽管谁也不能否认它们之间的某些联系。
一切还仅是开始。就像一个粗笨而丑陋的陶器，它还缺少足够的精致，既没有圆润的光泽，也没有美丽的花纹。但我真切地希望，在它的里面，除了一些黄金或者钻石的碎末之外，还孕育了某些新的可能性——它们就像一些深埋在黑暗之处的光线，可能会照亮我们此前从未看见的某些事物和空间。
2011年5月9日 于北书房
作者简介：海马，本名王勇。诗人，散文家，评论家。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出版《潜隐》《荞麦》《李家堡》《激流与残冰》《中国思想文化百年史》《海马作品集》等诗歌、散文、专著9本，发表作品数百万字，获金陵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江苏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等奖项。曾长期从事教育、新闻工作，现任三江学院校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