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与成蝶：曹剑创作的复调与变奏｜邹凯
在中国当代文化版图中，曹剑是一个难以被单一标签定义的人物。他的履历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重性：诗人、作家、影视制片人、电视台副台长、出版社副总编辑、文化集团总裁、大学教授、微电影协会副会长……丰富的阅历跨越了文学、影视、出版、教育等多个领域，横贯了创作、管理、产业运营等多个层次。然而，纷繁的身份背后，是否存在一个可以一以贯之的曹剑？他20世纪80年代以诗歌成名时的敏锐与莽撞，与后来担任大型文化企业掌舵人时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间有无内在联系？他写下粗粝豪放的《江北大汉》，与他策划的那些“重大历史与现实题材作品”、综艺节目之间，是否存在隐秘的共鸣？我想，所有的林林总总，可以归纳为四个字：破茧、成蝶。“破茧”指向其不断另辟蹊径、跨越媒介的创作姿态，“成蝶”则指向其创作生涯中不曾断裂的主题脉络与情感根系。这四个字恰好也是曹剑的创作观，是其创作方法论的自觉表达。
理解曹剑的创作，必须回到他的成长背景。曹剑1960年出生于江苏泰州，四岁起，就随母亲返回祖籍如皋市搬经镇的乡间，直至考上扬州师范学院才离开。那片“黑得流油、香得喷雾”的江北大地，那些“夏天光膀子、冬天啃红薯”的乡邻，构成了他童年和青年的全部世界，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文学受土地滋养，1986年，内蒙古《鹿鸣》杂志刊发曹剑的长诗《江北大汉》，随即，这首二百余行长诗被《诗选刊》转载，以之为名的诗歌朗诵会，在全国各地工厂、学校、农场以“不计其数的场次举行”，成为80年代诗坛不可多得的文化景观。这首诗的主人公叫“黑大”，一个三十二岁的郊区农民。他在诗歌第一节中的出场姿态让人过目难忘——他的上帝为他特制的大脚 / 踏着《大路歌》的强拍 / 空气锤似的把江北城市踩得砰砰直晃。作为曹剑的同乡，我印象中的里下河以及周边地区，是婉约的，而《江北大汉》全诗的美学基调，却是粗粝、壮阔的，充满了力量感，这也是曹剑此后创作中最持久的底色。
这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美学基调，既迥异于里下河的水乡婉约，也与20世纪80年代诗坛的主流趣味形成了有趣的张力。彼时，朦胧诗正以反思与探索的锋芒主导文坛，许多诗人在作品中表达了对时代的深沉思考，曹剑却带着一种近乎古典的抒情姿态，一股脑地扑向那个名为“黑大”的乡下人。他不是不相信什么，而是太相信那片土地给予他的全部。《江北大汉》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音乐化的结构设计。全诗分为：第一乐章“无伴奏郊外男人”，第二乐章“男女声锅碗瓢盆交响曲”，第三乐章“倍大提琴提琴家族的老祖父”……这不是随意的拼接，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艺术融合。曹剑将交响乐的乐章结构引入长诗创作：全诗以《大路歌》旋律为基调，第一乐章以独奏性质刻画人物外形与个性，第二乐章以多重声部展开家庭生活的喧闹与温馨，第三乐章以降调处理人生的衰老与回望，尾声中再次奏响《大路歌》的旋律，将个人命运升华为群体的共鸣。这种唱诗的手法，折射出曹剑对节奏、音律的敏锐直觉。更进一步，他的短诗也保留了这种特质，只是表现得更为含蓄，以舒缓的语调和自然清新的意象呈现日常生活，节奏控制得当，情感细腻，不刻意追求宏大，却余音绕梁。这种从音乐中习得的形式感，贯穿了他在影视创作中对节奏和意境把握的始终。
如果说《江北大汉》代表了曹剑诗风豪放的一面，那么《扬州》《上海姑娘》等短诗则展现了他婉约、轻吟的另一面。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写法，出自同一笔端而并行不悖，形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景观。《扬州》一诗最能说明这种柔美风格的特质，他将城市景观幻化为一个匆忙出走的女性身体，啤酒沫如人的出走，睡衣带化作公路，儿童公园由女性的胸部互文而成。整首诗用城市实体诠释一个人文的“她”，又在她的行动与变形中打量都市生活的轻盈与自由。这与“二分无赖是扬州”等格律诗迥然不同，曹剑笔下，是一座被赋予少女体态和诗人诡谲想象力的拟人城市。现代诗居然可以这么写？这固然有时代局限，20世纪80年代中期，朦胧诗正在转向，日常化、口语化、反崇高的写作正在崛起，曹剑那种意象跳跃、格调轻盈的写法，在当时确有耳目一新之感。然而，剃头挑子一头热，此处借用海子的那句诗，“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是啊，曹剑的诗让人“一见钟情”，两副笔墨之间却也容易“失衡”，就像美丽的烟火，刹那的释放之后，只留下寂寥、深邃、一无所有的黑夜，何以给人安慰？《江北大汉》正是对这一弱点的集中克服与超越，长诗的粗犷与豪放，来自深厚的乡土观察与精神苦闷，为风格上的轻盈增添了思想上的厚重感，实现了从“钟情的少女”到“雄浑的男子”的风格蜕变。
以创作观念论，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曹剑要将诗歌带出核心城市的规训，带向民间、乡土与远方，这与同时代许多诗人的城市反思与边缘奋斗异曲同工，但曹剑的方式不是批判，而是流动：将自己的乡土生活经验与对陌生地域的想象，缝合在一个“区域文化”的茧房里。我们都知道，文学创作，总是离不开童年和故乡的区域文化，总是离不开熟悉的人、事、生活场景。例如东北之于迟子建，阿勒泰之于李娟，苏童的香椿街，莫言的高密。文学是区域文化的表达，但是文学表达的又是全人类，这就需要作者打开自己的茧房，文学创作必须从区域文化走向全域文化，必须从“我”走向“我们”。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是“我”写的，表达的却是“我们”。曹剑的早期创作，恰好就透露出这种自觉的“反区域文化”意识——拒绝被主流文坛的话语逻辑吞没，坚持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哪怕这经验来自一个不被诗人关注的“邮票大小的地方”。这份自觉，也为他后来的丰富阅历埋下了伏笔。
诗歌热潮渐退之后，曹剑没有囿于抒情诗人的角色。他先后进入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江苏有线电视台等单位任职，开始深度介入广泛的文艺组织与管理实践，并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转身进入影视制片领域。这条路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人群体中不算罕见，西川、于坚等诗人也经历了类似的媒介转向。但曹剑的特点是，他的影视之路不仅涉及创作，而且逐步走向产业组织与决策。他监制、策划了若干电视剧，涵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与都市情感剧两大方向。在曹剑的影视制片履历中，《决战南京》《热血军旗》《上将许世友》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占有重要分量。其中，《决战南京》献礼共和国六十周年。这至少说明，曹剑在介入重大题材时，并非简单考究主题表达，而是试图在思想、艺术、市场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或许，他理解的文化，并非单纯的宣传品，这是文人的视角，也是诗人的敏感。在《南京决战》里，人物充满矛盾性，说明他对受众心理和叙事技巧的关注，丝毫不亚于对价值引领的关注。也许，正是早年在诗歌中对故事、人物、叙事节奏的打磨，赋予了他在电视剧叙事上更大的操控力。有意思的是，曹剑早期诗歌中的许多戏剧性场景，如上海姑娘的奔跑、扬州女子的嗔怪、黑大的纠葛，都具备小说或影视场景的潜质。这意味着，转向影视创作对他而言，不是断裂，而是小说与诗歌的传承。
21世纪10年代中期以后，曹剑的注意力转向微电影和新媒体领域，他担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微视频（微电影）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策划并发起“中国故事千万亿平台”，是一个旨在推动中国故事全球传播的融媒体项目，开发了遍布全球的六千多家媒体合作渠道，旨在用艺术电影的表述方式，向世界讲述中国。在这一阶段，讲好中国故事既是国家对外话语战略的一部分，也是曹剑个人创作理念的集中表达。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曹剑，在文学领域，以个人叙事与反中心化的姿态完成了一次诗歌探索，那么在新世纪的语境下，他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更庞大的文化实践场。这不是政治修辞的挪用，而是一条从诗歌创作一路递进而来的逻辑链——从个人的故事（“黑大”的故事）到群体的故事（江北大汉的群像），再到民族的故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最后到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故事。他对中国故事的理解，始终坚持以情动人：要在文化含量、政治价值和大众抵达之间找到最经济的平衡，要以“微电影”这种轻体量高渗透的形式，让故事最大程度地浸润公众的精神世界。从影视化、节目化再到微电影化，“故事”这一核心介质，从曹剑早期的诗集里脱胎换骨，在数字时代被铺展为一个产业。
曹剑的影视作品，虽然在类型上与诗歌迥异，却也有一脉相承的特质：一种诗性的叙事处理，这与他早期诗歌创作中“大写的人”的塑造方式不谋而合：《江北大汉》里的黑大既是典型，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史；《决战南京》的核心人物，同样是在历史洪流与个体命运的交织中展开的。更重要的是，曹剑将诗歌的通感能力带入影视叙事之中。诗歌的通感是不同感官之间的转换，影视的通感则意味着声画之间、时空之间的互相渗透。他主持策划的很多作品，都能看到“留白”，不把冲突当成持续的强刺激，而留有抒情和沉思的空间，让光与影、日常与硝烟形成复调。这一手法的来源，恰是当年“锅碗瓢盆交响曲”在荧幕上的回响。
曹剑后来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岗位，同时执掌中版昆仑传媒有限公司。在此期间，他深度介入了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项目——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中心以作家品牌为核心，在图书出版、国际合作、影视改编、游戏动漫等多领域开展全版权运营，被业界视为国内出版业IP开发的前沿探索。从出版到IP开发，曹剑始终在寻找文学的破茧方式，不只是让文学被印刷出来，还要让文学发酵出影像、产业与价值。将这段经历与曹剑的文学背景对照来看，是富有启示的：一个诗人，主张用“市场选择”来校准文学价值的转化路径。这并非“反叛”传统安贫乐道的文人气，而是一种扩大了的文化价值半径，他要守住的是文学的影响力、感染力和生存空间。
曹剑在出版领域的角色，远不止一个产业改革者的形象。他同样关注文学自身的品质与价值。2017年前后，他参与策划的“雪漠图书中心”成立，从中可以看到两种并行的出版关怀：一是经典化和精品化，关注那些可能被大众市场湮没但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作家；二是产业化和市场化，为优质版权探索多元出路。曹剑的出版与产业实践，不是一个功利的商业故事，而是一种视野开阔的“文化拓荒”：他试图为文学找到比纸本时代读者辐射更远、更可持续的运行形态。从单篇作品到全版权生态，曹剑的职业历程呈现了一个文人在现代文化工业条件下，如何将文学的种子栽种于制度、资本和技术的土壤中，观察它如何破茧与生长。
在曹剑四十年的创作历程中，有一个意象反复出现，从未消逝，那就是“江北”。这个“江北”既是地理意义上的，那片江苏长江以北的土地；也是精神意义上的，粗粝、直率、开诚布公的品性之喻。从《江北大汉》到《江北，我的家乡》，从《老家好汉》到《田园组诗》，这片土地构成曹剑创作的永恒原点。这一精神根性内化为他在所有领域共通的品性：在文学上不迎合主流审美，当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轮番登场时，他坚持用贩夫走卒的姿态书写农民与城市之间的生命挣扎；在影视行业，这种根性显现为对现实主义风格、人物本真情感的执着；在出版领域，这种根性让他不拘泥于纯文学与商业化之间的对立，而敢于推动“全版权”这样的结构性改革。也许可以说，曹剑是一头拓荒牛，犁在小麦、高粱、玉米地之间，走着走着，回头望，望见的依然是那方江北的土地——它从未离开，只是以深情的眸子，在他所犁过的疆域里，看着植物破土而出。
曹剑的创作生涯中，存在一个看似悖谬的现象：他主持了大量具有主流价值引领的重大题材影视作品，深度参与国有文化企业的体制建设，但在诗歌层面，他的写作始终保持着草根性乃至野性。《江北大汉》的黑大怀疑一切精致的意识形态，他的骄傲与卑微来自身体与土地的关系。对黑大而言，“讲好中国故事”的冲动来自对命运的倾诉，他需要被看见，被他爱的女人、被他质朴的乡愁看见。在这一点上，曹剑的诗歌与他的产业实践，构成了一道有价值的制衡力。他一方面用制度和产业的手段，确保文学的传播与放大；另一方面又坚持文学自身，必须来自生命底层的真实冲动。散文观里有“修辞立其诚”的古训，曹剑的创作可谓是“产业立其诚”与“修辞立其诚”的双重实践，在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疆域里，诚实而又质朴，对那方泥土的深情从未褪色。
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不乏个案，比如张贤亮。而同时在诗歌、文学批评、文化行政、出版编辑、媒体从业者、文化产业从业者等重重空间里游刃有余的人，曹剑实属难得。我们可以把他的人生视为一首复调长诗，他本身就是一个把大地“踩得砰砰直晃”的江北大汉，每一段职业生涯都是其中一个声部，而每一次转向，则是主题在不同媒介中的变奏。诗的第一乐章是20世纪80年代的“无伴奏郊外男人”；第二乐章是他逐步介入影视，与时代同步展开的“男女声锅碗瓢盆交响曲”；第三乐章是全版权运营与“中国故事”全球传播，讲述“倍大提琴提琴家族的老祖父”——不是衰老，而是音域的扩大和音色的深化；尾声则是面向新媒介、新场景的持续前行，就像他诗作中的“江北副部主题”：由一个黑大延展至无穷个江北大汉，由一个乡村少年的回望延展至中国文化的远航。
回到本文开头，纷繁身份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一以贯之的曹剑？答案是肯定的。这个贯穿始终的曹剑，是执守乡土根性、坚持从生命经验出发的创作者；是从不囿于单一媒介、不断破茧求变的跨界者；是同时尊重文学品质和尊重市场选择的务实者；是致力于让中国故事被看见、被传播的文化水手。他的谱系提醒我们：在当代中国文化生产条件日益复杂、媒介生态日趋分化的背景下，“作家”这一身份可能不再是纯文学意义上的孤独写作者，而更可能是一个能够贯通纸媒、视听、网络与产业的复合型知识分子。曹剑以其四十年绵延不绝的创作实践，为中国作家的“破茧与成蝶”提供了一个具有参照意义的样本。或许，曹剑的“破茧”与“成蝶”，终其一生都在同一个行为里完成，那就是“回望”。回望不是退守，而是一种深情的凝视：当他以影视产业从业者的身份面对资本与市场时，回望让他在数据与流量中辨认出“北大”的影子；当他以出版人的身份操盘全版权运营时，回望让他记得文学的根，在那“小河清清”的江北岸边；当他以文化水手的姿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时，回望让他明白，能被世界听见的声音，从来不是宏大叙事的空洞回响，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黑大、扬州姑娘、上海姑娘，在命运中踩出的“砰砰直晃”的脚步声。四十年辗转于诗歌、荧屏、出版与产业之间，曹剑始终未曾离开那片江北土地，他只是把土地的质地，带进了每一处他耕耘过的空间。这或许就是曹剑留给文化从业者的启示：真正的跨越，从不忘却从哪里出发；真正的飞翔，不过是用一生的时间，把一片土地的名字，写进天空里。
作者系文学读评人，撰写有多篇文学读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