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是人工河流，运河是政治河流，运河是对自然生态的改变。运河的出现很早，多说在春秋时期，实际上，至少在大禹治水时节，就应该有运河了。如今说中国大运河，自然是指京杭大运河。大运河这一说法的出现，比较晚近，至少在宋元之前，无此说法。大运河分为几段，如通济渠，如邗沟，如江南河。说邗沟，离不开夫差。说大运河，离不开隋炀帝。到了明清时期，大运河治理，代有名臣，而清代皇帝，尤其是前期，为大运河倾注心血者，不在少数。晚清以来，河运极度衰落，铁路兴起，海运盛行，如今更有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内河航运遭遇挑战。但，内河航运，自有所长，至今仍旧存在，发挥应有作用。如今，大运河很热，已经列入国家公园建设，也是重大战略。
在淮安，看见中国大运河》，不是宏观梳理呈现大运河的现状，也不是全面回溯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它立足淮安段的中国大运河，围绕百里画廊建设，以八个章节，超过20万字的篇幅，来生动立体丰富展示大运河。在我看来，本书至少有三个鲜明特点。
一是说大运河在淮安的古代历史，条分缕析，井然有序。我们知道，有《大运河志》，有《大运河传》，还有林林总总多种关于大运河的书写、呈现，各有特点，但不可能就淮安这一段大运河进行完整呈现详备书写，只能是取其要者简明扼要，却往往会挂一漏万，有些问题无法涉及，让一般读者不明就里。此书梳理大运河在淮安的千年沿革，系统介绍漕运总督的设立渊源、河道总督的运行体系，细致铺陈历代粮仓布局、盐运通道的兴衰流变，娓娓讲述大运河两岸市井风物的起落变迁，透彻解答世人何为“南船北马”的独特地理人文现象，厘清泗州古城、明祖陵与运河水系相依相生的历史因缘。全书把淮安段运河的千年春秋一一铺展、一一坐实，补齐了通史书写的简略与留白，完全可以视作一部体例完备、细节详实、脉络清晰的《淮安大运河传》。相较于多数运河典籍重整体、轻局部，重大势、轻地域的写法，本书以一地承载通史，以细部补全全貌，条理清楚、考证扎实，让读者真正读懂淮安在整条大运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与枢纽地位。
二是数大运河在淮安的现在模样，在场走访，具体切实。不同于诸多运河题材著作厚古薄今、重史轻今的通病，本书最大亮点在于立足当下、立足现场、立足实践。作者坚持行走在场、调研在场、感受在场，深入运河两岸街巷村落、闸口码头、水岸园区，广泛走访基层干部、乡土乡贤、一线建设者与文史研究者，掌握大量鲜活素材、一手资料。全书从政治维度、现实维度、历史维度、生态维度、发展维度、空间维度六个层面立体观照运河百里画廊建设，精准提炼出运河画廊建设所具备的人文性、生态性、宜居性、富民性。整部作品既没有传统文史散文伤今吊古的沉郁感伤，也没有浅表游记走马观花的浮泛描摹，更没有空洞虚飘、脱离实际的抒情想象。书中适当援引政策文本、规划资料、建设成果，但融入自然、取舍得当，不生硬、不堆砌，摆脱了一般工作报告、新闻报道时效易碎、表层浅显的短板。以文学笔法写现实建设，以人文视角看时代发展，让今日大运河的生态之变、城乡之变、民生之变真实可感、具体可触，呈现出一条生生不息、与时俱进、蓬勃新生的当代大运河。
三是说中国大运河在淮安的古与今结合自然，水乳交融，不是两张皮，有浑然天成之感。作者于兆文长期深耕淮安地方重大题材、红色题材、历史题材创作，积淀深厚、笔力老成。此前《天路淮军》《新安旅行团》《车桥，车桥》《大胡庄，1941》等一系列作品，足以见得其驾驭重大题材、梳理复杂史料、统筹时空叙事的过硬功底。正因具备成熟的创作素养与深厚的文史积累，作者在本书创作中，才能娴熟打通古今隔阂、贯通时空脉络。全书大量化用地方志书、河漕史料、历代运河诗文，征引恰当、剪裁精当、贴合文意，绝非简单摘抄堆砌、照搬史料的“文抄公”式写作。作者始终以文驭史、以史润文，取舍有度、熔铸有度，既尊重历史真实，又兼顾文本美感，绝不以文害义、因辞伤质。古史为今事打底，今貌为古史延续，历史遗存、制度沿革、人文故事、当代建设彼此勾连、互为呼应，古今叙事浑然一体、毫无割裂生硬之感，文风清新质朴、通俗耐读，兼具史料厚度与文学温度。
综而言之，《在淮安，看见中国大运河》小切口大视野、守文脉开新篇。它避开了大运河通史的宏大复述，深耕淮安运河之都的独特禀赋；跳出了浅表文旅书写的空洞抒情，以扎实行走记录时代蝶变；打破了古今叙事割裂分离的常见弊病，以成熟文心熔铸千年文脉。一书览百里河廊，一河见千年中国。本书不仅立体呈现了淮安大运河从古至今的沧桑巨变与生生不息，更为新时代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提供了有温度、有细节、有深度、有力量的优秀文本，具有重要的阅读价值、传播价值与史料价值。
王振羽，笔名雷雨，文学创作一级，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作协委员、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曾获金陵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